从我国文化传承上来看,历朝历代的君王轻视商人源于商人“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周礼》之下、集权之下忠于君王、忠于国家才是统治者所提倡的。
反观商人仁义而求私利,甚至于为了一己私利而抛弃国之大义,如此一来不仅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也容易影响统治者对天下的管理。
与此同时,大部分商人的文化导向与我国主流的儒家文化相互背离,以至于在以仁义礼智信为价值观的古代,商人自然不受普通大众和君臣的待见。
在很多人看来,古代的商人与现代的企业家基本相同,但若是究其根本二者可是天差地别。《汉书》中记载:“商贾……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简单来说,企业家虽然也是商人,但他们直接参与社会生产会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商人却根本不从事生产,而是囤货居奇从中赚取更大的利润,毫不客气地说对社会发展没有起到任何的促进作用。
相比之下,古代的士大夫可以治理天下,土地上的耕农可以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作坊中的手工业也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唯独商人不从事生产却又占据着大量的财富。
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时期,我国皆是以农业为本,重农抑商也就不奇怪了。明朝时期,洪武皇帝对天下的职业进行了士农工商的相关划分,商人被排在了最后一名虽富却不贵。
重农抑商简单来讲就是重视农业、抑制商业,在科技欠发达的古代社会土地生产资料是朝廷税收最大的来源,如此便不难看出重农抑商的作用和意义了。
1.农业即国本
儒家思想曾指出 “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也就是说古代农桑事业是国家立足的根本,农业和桑业保障老百姓最基本的衣食需求,温饱才能之利益人类才能正常从事生产活动,国家才能稳定发展。
古代虽然也有“粮食储备”这一概念,但因为生产力低下导致粮食产量不足,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百姓勉强能够维持温饱,一旦遇到大灾大难、频发的年代民生、社会很难得到保障。
纵览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250年左右的时间里百姓可做到温饱,但这盛世也仅仅只占据2000年封建王朝的八分之一而已。
由此可见,封建王朝统治下的大部分阶段粮食储备根本就不足,王朝政权随时都处于隐患之中,水灾、旱灾与随时都有可能导致政权土崩瓦解。
2.时代造成了商业之罪
土地生产和商品交易本无可厚非,但为何历代王朝统治者都要重农抑商,这就不得不说一下生产资料的分配了。
从市场经济来说,商人可以促进商品的贸易和买卖,进而扩大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繁荣。
但是从王朝层面来说,商人所带来的繁荣更像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因为商品贸易根本就不会增加社会的资源,商人也仅仅是商品贸易的一个中介而已。
获利多劳动少便会使得大量的人进入该行业,可商人对推动王朝整体发展贡献几乎为零,若是不遏制此种现象必然会导致有效生产力的减少。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最重要的产业,在生产工具相对落后的古代,若是没有了大量人力的投入农业产生必然会大幅度降低,粮食没有保障、布帛大量的减产会直接引发社会危机。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吃不饱就会成为“难民”,正所谓“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君安能以有民哉”,难民揭竿而起会影响皇权的统治,王朝就会陷入崩溃。
商业本身并没有罪过,但商业的暴利会吸引大量的农业生产者进入其中,直接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动摇了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石,毕竟商人多则农民就少,考虑到王朝的稳定自然优先保障农业发展。
古人重农抑商并不是真正的抑制商业发展,而是以这种手段避免农业出现危机。即使商鞅变法提出了重农抑商的策略,咸阳依然云集了六国的商人成为当时天下第市。
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本质是重视生产与发展,排斥投机渔利的行为,所“重农抑商”本质上并没有否定商业经济的发展,亦或者说农业就一定优于商业。
1.社会协调发展才是关键
现在市场经济有一个词语叫做“供给关系”,无论是生产过剩,还是消费过盛都会妨碍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唯有双管齐下才能保障物价稳定、通货膨胀能控制在合力范畴内。
由此观之,我国历朝历代的君王虽然崇尚重农的理念,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在保障商业的发展,比如促进粮食的对外贸易以保障大丰收之年粮食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当然,古代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单位面积产量有限,所以即使粮食大丰收也勉强是达到警戒线,“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也没有出现大量粮食腐烂的情况。
所以说在粮食产量本就欠缺的古代,“重农”经济体制符合古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虽然商业贸易得到了抑制但却稳定了国家稳定与经济的平稳运行。
2.重商容易导致秩序的混乱
古代重农是在农产品短缺的大前提下,也就是说社会发展主要核心为“生产”,商品的贸易和流通本质上并不会增加社会生产资料,若是还过度强调商人贸易就会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
“众利之所充,而积伪之所生”是很多商人真实的写照,他们经常在社会中扮演投机倒把的角色,囤积有限的生活资料高价出售,实力相对较弱的农民只能任其宰割。
回看古代社会的土地兼并问题,大多数都是商人以囤积的生活用品低价换来农民手里的土地,进而把土地租给百姓加大了贫富差距,也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
民间有一句话叫做“无奸不商”,从根本上把商人的特点表达了出来,若是商人成为古代王朝运行的经济命脉,不仅会间接控制王朝发展,还会影响官员的行政方向。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短短8个字道明了商人贿赂朝廷命官一事,明朝末年南方商贾与东林的结合就是最好的例子,最终导致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大明王朝覆灭。
3.社会风气容易败坏
孟子曾言“上下交征利,其国危矣 ”,简单来说若是一个王朝的社会风气充斥着利益,最起码的伦理道德、行为礼仪皆被忽视,那么这样的王朝离灭亡就不远了。
自古以来商人皆占据着巨大的财富,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奢侈之风,享受奢侈生活、享受口腹之欲无形中就会带动社会中百姓的功利主义风气。
“重农”和“重商”的优缺点可以从我国古代历史与外国古代历史进行对比,古代欧洲崇尚商业贸易理念,最终这样的社会观念掀起了一股殖民主义浪潮,商业贸易变成了裸的掠夺。
许多人对“重农抑商”有着很大的误解,认为“抑商”就是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不然。“重农抑商”政策的制定是根据宏观环境来说的,比如贞观年间农业发展稳定,唐朝的商品贸易就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清朝盛世之下,土豆、玉米等农作物的引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所以清朝中后期农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被抑制了,因为很多土地都不再种植满足口腹之欲的粮食。
商业的发展为推动了清朝经济的繁荣,为朝廷带来的巨大的税收,但“重商”环境之下却导致了整个国家伦理道德的沦丧,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早已不复清朝初期的明朗。
片面理解“重农抑商”是一种错误的观念,“重农”在保障生活基本需求的前提下,也是保障社会礼仪文明的繁荣,商人“重利轻义”的形象则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此观之统治者“重农抑商”合情合理。
总体来看,“重农抑商”不仅仅只是一项经济政策,更是一种政策和文化政策,夯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风气才是一个王朝健康发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