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被遗忘的——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修订本）》

原标题：新书推荐丨《被遗忘的——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修订本）》

新书推荐

📚历史上被遗忘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

📚这场械斗规模之大，死伤之众，影响之深，

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蔡少卿教授和美国学者孔飞力

皆对本书评价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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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械斗。这是一场伤心惨目、影响深远的，同时也是一场难辨是非、被人遗忘的。这场械斗规模之大，死伤之众，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但因为它被当时的政府及后来的学者视为“民间私斗”而不予重视，加上当时有太平军、洪兵、第二次等关系国家社稷的事件和，使得这场械斗成了人们记忆中的死角。

本书利用大量档案、官书和方志等资料，梳理咸同年间（1854—1867年）发生在广东土客之间的大械斗历史，分析其原因，还原其间的基本情形以及清政府的对策和平息过程。书中还原了当时大部分械斗战场的情况，给了今天人们重新认识19世纪广东地区频繁发生的民间的机会。全书共分三编，计十章。上编讲述这场斗祸的远因与近因；中编对这场斗祸的基本情形作了勾勒；下编主要讲述清政府针对这场斗祸所采取的对策与斗祸的基本平息。

该书不单讲述了一件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事件，由于涉及近现代客家分布的由来，所以对历史学、客家学的研究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作者简介

刘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秘密社会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现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著有《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2002年）、《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多种；译有《华南海盗（1790―1810）》、《上海——中国工人研究》等多部。

近代秘密社会简论

裴宜理

如果不能认真看待秘密社会的作用，人们将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近代史。尽管中国秘密社会早在进入近代的几个世纪之前业已产生，但是这些结社的内在吸引力、活动范围与影响的急剧扩张，却是与带来的剧烈变动前后相接、如影随形的。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前期发生的剧烈变动中，势力强大的帮会，诸如三合会、青帮、哥老会等，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与经济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生命与生计都受到威胁的人群来说。秘密社会为其成员——大多是贫穷的单身男人——所提供的保护、互助、团体意识以及兄弟义气，极大地促进了其自身的壮大。随着会员数量的急剧增长，秘密社会的意义也开始迅速增大。

秘密会成员入会时，必须歃血盟誓，绝对效忠其首领，并随时听从“龙头”老大的调遣，参与更为广泛的集体行动。崛起于广西和广东偏远山区的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能够蔓延到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联合三合会以及上海小刀会这类三合会分支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萍浏醴起义到武昌兵变，辛亥革命之推进，得益于孙中山和黄兴竭尽全力地争取海外洪门以及国内秘密会的支持——包括资金和人力。早期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在发动产业工人时也曾得到秘密会的帮助。李立三借助安源煤矿的红帮与上海工厂中的青帮势力以发动工人运动的策略，最终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秘密社会并不总是站在起义和革命的一边。非法活动——走私、掌控妓院赌馆和收取保护费——是支撑秘密会庞大网络的经济命脉。而这些犯罪活动的猖獗，与政府人员——从当地到政府——的纵容和有关。上海青帮大亨和国民当局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这一广泛存在的现象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而已。

在帝制时代和民国时期产生的错综复杂的秘密社会问题，构成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共产政权的主要挑战。虽然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作为反政府起义来源的秘密社会的威胁，但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造反派工人就曾模仿秘密会成员的服饰、语言和行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秘密社会绝不是单单存在于中国的问题。在一些国家，当代秘密社会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仍旧让执法当局头疼，而美 国的黑手和日本的山口组仅仅是其中的两个著名事例而已。可是，秘密社会在重大变革中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的例子，人们很难在中国之外找到。

基于秘密社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上的重要地位，学术界理所当然地会对秘密社会的研究给予极大的关注。商务印书馆即将面世的这套丛书，收录了目前最具影响的部分中外文相关学术著作，旨在探究中国秘密社会的起源、复杂性、延续性和间断性等问题。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激发青年一代学者就秘密社会如何以及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问题，给出更加完整的、令人信服的答案。

蔡少卿

刘平同志的博士后研究报告《被遗忘的——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经过修改，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请我写序，我作为他的博士后联系导师，义不容辞。下面就有关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见仁见智，我想，读者自会掂量。

在历史上，由于历朝政府的权威难以在时间上、空间上得到全面贯彻，对于社会矛盾，民间社会往往有一套自我调节的功能，械斗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宁静——矛盾——械斗——平息，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周而复始地上演着。但是，这种调节也有难以控制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农民起义、民族叛乱等重大历史事件，从中就能找到械斗这一背景。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民间械斗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对械斗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福建、广东的乡村械斗或宗族械斗和的分类械斗着手的。厦门大学的傅衣凌教授曾经特别关注宗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早在抗日时期，傅先生就撰写了《论乡族集团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一文，提出了“乡族”与“乡族势力”的概念，将研究视野从单纯的宗族扩大到宗族与地方的关系，极大地推动了对宗族问题的深入研究。正是受到这一概念的启发，学者胡炜崟于1997年在出版了《清代闽粤乡族性冲突之研究》一书，这是目前我所见到的第一本关于中国东南地区乡族械斗问题的专著。

如果说宗族械斗、乡村械斗每以细故小节而引发的话，刘平同志在博士后阶段的研究主题即广东土客大械斗，却是以近代中国初期的几桩重大事件展开的。以往，人们或许过于关注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这起社会影响重大但色彩较淡的事件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刘平同志的这本专著把械斗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推向纵深，不能不说是社会史、客家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在披阅了刘平同志的书稿后，我认为本书有以下几个优点值得向大家推介。

首先，咸丰同治年间发生的广东土客大械斗，其规模之浩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对广东社会及客家格局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作者披沙拣金，完整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本文利用的文献资料十分可观。要进行一项开创性的研究，除了勤奋爬梳，殚精竭虑，别无选择。本书利用了大量档案、官书和方志等资料，足见作者所下的功夫。

再次，在对客家性格、械斗背景、械斗进程和政府措施等问题的评判上，作者不囿于史料或是以往学者的成见，条分缕析，新见迭出。这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他经常跟我提起，他的这本书只是勾勒出了一个框架，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在史料、田野调查和论证等方面加以补充完善，使之真正成为一本站得住脚的学术专著。现在该书虽然即将付梓，其中有些地方，如史料之筛选、论述之完整、理论之升华等，确实还有待充实。

十多年前，刘平考取我的硕士研究生，当时他选择了以民国土匪为主、兼及会问题的研究领域；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博士，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叛乱的角度来研究清代秘密社会（其博士论文《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2002年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博士后阶段， 他着手民间械斗的研究，写成了目前这部书稿；博士后研究甫一结束，他又投身于近代江湖问题的研究。从这一学术历程不难发现，他具有一种勇于开拓、勤于探索的精神，这是值得称道的。希望他能继续保持这种精神，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孔飞力

1854—1867年发生的广东土客大械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最具破坏性的社会冲突之一，刘平博士充分利用、分析了当代可以搜寻得到的大量文献资料，对这一事件展开研究，取得了社会史研究的一项杰出成果。我在阅读了他的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文稿之后，深感受益匪浅。

自明朝晚期以来，各地土著与客民（在清代闽粤赣的很多地方表现为土著与客家）的冲突现象就是社会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增长（只是在明清更替之交才一时中断）使人均土地占有比率降低到了危险的标准，促使众多家庭转而寻找新的生存战略，其中包括弃农经商（也就是转向依托市场的家庭手工业）和。的方式之一是男性的乔迁——离家外出打工挣钱（包括前往海外），另一种情况就是全家全族甚至整个乡里（whole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迁往外地，寻找新的可供耕种的土地。在福建和广东，后面这种情况有时是与暴力相伴随的。客家人因为人口膨胀而进入广东东部，并进而进入广东西部地区，引发了这些地区新的紧张关系。

清代宗族械斗之风业已成为东南地区的一种暴力传统，此外，种族内部（以语言与习俗为区别）形成了一种特别具有爆炸性的氛围。勤劳而具有凝聚力，并且习惯于武力自卫的客家，在与比邻而居的土著的对峙中自成一系，极易触发暴力行为，竞争的后果之一便是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另一后果便是构成本书主题的广东土客大械斗。

刘平博士详尽地分析了隐藏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土客之间相仇相斗现象背后的种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客家人移入广州——肇庆之后，与这一地区即珠江三角洲西部诸县土著（即广府人）相比，其人数相对较少。许多客家移居者是先从嘉应州、惠州向东迁移的，粤东地区的人民为了生存，素以军事化及种族自卫而著称。伴随于从那些地区迁往广肇地区的客家人而来的是筑垒自固、随时自卫的传统。19世纪前期，弥漫于该地区的经济萧条加剧了土客矛盾，为大规模冲突创造了条件。

但是，作者的多角度分析告诉我们，经济分析固然重要，却仍然不足以解释这场冲突之残酷，文化的、“种族”的因素也是暴力发生的强大动力。广府人把客家人称为“匪”，更有甚者，指为“犵”、“獠”、“猺”，或是直接在“客”字上加上污辱性的“犬”字偏旁，以示客家为野蛮民族，自以为与之水火不容。反之，客家人认为广府人生性残忍，不能信任。这些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敌意与经济竞争互相影响，使双方陷入一场致命的、迁延十数年的。

在对械斗发生的主要县份逐一论述时，作者还对各地械斗发生的特定因素进行了梳理。作者的研究告诉我们，19世纪50—60年代之间发生的这场大规模冲突正是“四邑”，即开平、恩平、新会和新宁四县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向海外大规模的背景。面对人口大量死亡、经济一蹶不振的情形，成千上万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开始踏上前往东南亚、夏威夷和旧金山的路途。在今天的北美西部各州，华人随处可见，追源溯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那场可怕的“种族”促使四邑农民冒险走上“卖猪仔”之旅的。

作者还对清朝统治在华南乡村的软弱无力进行了分析。即使是在平常年份，地方行政体制也无力应对械斗的发生，待到土客双方日益敌视、经济日益萧条，“内乱”与“外患” 并起，清政府要平息这场大规模械斗就更难措手了。

最后，刘平博士站在公正和同情的立场对土客双方的猜疑与仇恨（在那场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依然存在）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有必要对广府人与客家人依然存在的隔阂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书内容乃是近代中国进程的重要一环，作者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对许多相关问题的深入了解，我很高兴能向大家介绍这一成果。

所谓“秘密”，这个群体当是被主流社会和官方力量所排挤、打压的，也是“正史”所淡漠的书写对象。自然，书写历史并非遵循从一而终的规律，这样一个被贴上“叛乱”标签的群体，也有被纳入“农民起义”行列中的辉煌时刻，一些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行为可能也用溢美之辞渲染呈现给后世学人和读者。

了解秘密社会，其实是认识另一个中国。

《中国秘密社会史》 〔日〕平山周 著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荷〕田海著，李恭忠译

《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孙江著

《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荷〕田海著，刘平、王蕊译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美〕裴宜理著，池子华、刘平译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一种传统的形成》〔加〕王大为著，刘平译

《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美〕蒲乐安著，刘平、唐雁超等译，刘平、孙昉校

《华南海盗（1790—1810）》〔美〕穆黛安著，刘平译

《上海——中国工人史研究》〔美〕裴宜理著，刘平译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书系：还你一个真正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