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鉴赏：浅析折枝图式在宋代兴起的原因，涨知识！

原标题：文艺鉴赏：浅析折枝图式在宋代兴起的原因，涨知识！

从花鸟画图式的发展来看，折枝图式更有利于“聚焦”地表达情感和思想，这种“尚简”的现象其实是在宋代文人思想体系下所濡化而成，并扩展至社会集体意识中。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现象必定有其发展和兴起的逻辑原因。

经过唐、五代多年战乱之后，宋朝统治阶级确立了“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的基本国策，国家大力发展科技和文化，知识分子地位空前提高，形成了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就历史发展上来看，相比任何一个古代时期，宋代的主流文化都更体现出强烈的文人气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又加上受到儒、道、释等多元文化的影响，宋代艺术发展逐渐呈现出浓郁的精致、高雅、含蓄、内省的审美趋势。绘画发展也越来越多地体现文人自觉意识的丰富变化，“唐宋以下，始有簪笔而供御，专艺以名家者”画史记载，唐代已有人擅画花鸟。入宋以后，由于艺术逐渐摆脱教化的功能，绘画的发展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花鸟画，尤其是折枝花鸟画的发展，因其用意用笔更趋向文学化，适用于“以物喻人”“托物言情”的审美趣味，符合当时士大夫阶层文学情怀抒发及对寓意表达“隐喻”的需要，因此其在宋代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根据画史记载，折枝画大规模出现在宋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将折枝画看是花鸟画发展中“尚简”意识的体现，其主要原因不仅是由于折枝画的变化符合中国画艺术发展在画幅尺寸方面自身的逻辑要求的，更重要的是，折枝画这种方式本身又是唐宋时期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表征，是宋代这一特定社会文化生活的载体。宋代的社会习俗、生活时尚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由于它们本身是社会大宗思想状况的体现，故而具有独立的思想意义。南宋孝宗皇帝曾经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宋代是一个交融儒、释、道哲学后的“理学”开展时代，理学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是“三教合一”思想文化的新形态，也宋代主流思想派别。

宋代发展“尚简”的审美趣味，与当时禅宗、理学思潮有关，其所关注的对象，不仅从自然万物出发，而且随之扩展道自身的心性修养及道德良知，而“简约”的“折枝”样式，较能直接且深刻地表达感性的寓意，呼应了理学的精意。故而所形成的“折枝”花鸟画与“边角”山水画样态一样，均属于延续宋代理学中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思想，以“至简”阐述天下至理，故从折枝画的“精微”里，以小见大。呼应“格物致知”理论的影响。

宫廷绘画是宋代绘画发展的主流。帝王意志与趣味对宫廷画院画师的创作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对艺术的发展产生影响。入宋以后，因玩赏绘画之风大盛，致花鸟画并山水画益复相荣。乾德间黄居寀待诏翰院，恩宠优异，。。。。。。崔氏兄弟，体制清赡，元瑜师之，笔益纵逸，遂革从来院体之风，是亦与道释人物同受理禅之影响，有使然欤。

花鸟画在宋代兴起，并得到大力发展很大原因也得益于两宋时期的帝王，他们对绘画艺术有着不同程度的爱好与才能。其中较为著名的宋徽宗、宋高宗父子，更是具有深厚的艺术造诣，诗、书、画皆善，他们以自身的学识、修养和品味，借助帝王之尊，为两宋宫廷绘画乃至整个宋代艺术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典雅的艺术趣味。宋朝帝王与宗室子弟们的艺术禀赋、兴趣修养使得他们在宫廷绘画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宋徽宗赵佶特别擅长工笔描绘宫中珍禽奇花，以状物写神的高超技巧和精工典雅的风格代表了院体花鸟的特色和成就。在宋徽宗的倡导及审美趣味的引导下，院体花鸟画的发展达到了高峰，绵延直至南宋宫廷花鸟画，形成了工谨、雅致、沉静、隽永的格调和意境的“宣和体”，并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极具特色的艺术流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