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希哲：中国退休年龄相对较早，老年人不会挤占年轻人就业机会

原标题：彭希哲：中国退休年龄相对较早，老年人不会挤占年轻人就业机会

近期民政部发布的《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2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97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1.8%。依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就进入老龄化；达到14%，为中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意味中国正在往深度老龄化社会发展。

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叠加，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大挑战。当前中国实行的是以现收现付为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即现在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主要用于支付现在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种制度如今面临挑战。渐进式延迟退休，还有哪些举措可以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延迟退休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近期，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接受《有识》栏目“人口十问”系列访谈，他认为，中国的退休年龄相对较早，男性与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6岁，而平均预期寿命是78.2岁，未来还会不断提高。这意味着退休以后，还有将近30年时间领取养老金，目前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难以长期维持。彭希哲表示，推行延迟退休制度，不会大量挤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因为这两个群体几乎在完全不同的市场就业。他建议采取灵活的退休制度，有条件的行业或地区可以先行，逐渐把退休作为个人和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强制的制度安排。

以下是文字实录：

1、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一周年，账户开设数超4000万人、总缴费金额200亿元，其中只有900多万人完成了资金储存，实际缴费人数仅为参加人数的31.37%；人均储存仅2022元，与1.2万元缴纳上限差距明显。怎么看过去一年的数据情况，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建设还有哪些难点，国际上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彭希哲：总体上这个制度还是得到了一定认可，比如一年时间注册账户已有4000万，但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个人养老金缴费上限是12000元，现在平均每个账户的实际储存只有 2000 多元，离上限还有很远距离，这里面也反映了一些问题。第一，今年整体经济状况、收入状况不是特别理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参加个人养老金的积极性。第二，12000元的上限金额虽说不算很高，但作为个人养老金，大家似乎认为对自己影响不大，所以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够。如果能把上限再提升一点，可能大家在养老保险、商业保险、个人养老金之间能有更好的选择。12000元对于保险来说力度太小，对未来养老起到的保障作用太小。综合来讲，第一，提高上限是一条必由之路。第二，已经引起了年轻人特别是从业人员的积极关注。第三，还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摸索、完善。

从国际角度来说，西方发达国家整体涉及养老的金融产品会比中国更多一点，所以选择也会更多。另外，他们涉及养老的金融产品开发过程比我们要长很多，因为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进入中度老龄化，比我们要早几十年时间，所以有更多经验，更多产品。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西方的金融产品设计理念，也包括运行的模式。另外，我们要根据中国现在的发展状况、中国经济的近期和未来走势、参加个人养老金账号的目标人群设定等进行调整完善，这里面中国金融界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2、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养老金融”纳入“五篇大文章”之中，这对于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大力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如何为养老金融注入新动力？如何变“储蓄养老”为“投资养老”？

彭希哲：中国养老金制度，实行以现收现付为主兼具基金积累制的统账结合模式，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适龄人口和从业人员都在逐渐减少，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越来越多挑战，所以需要有更有效的多支柱支持形式，同时也需要有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保险、理财和基金等。当然，金融界、学术界也需要更新理念。过去，我们总是觉得老年人经济状况比较差，同时消费意愿、金融理念比较弱。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新一代的老年人口呈现出很多不同特征，特别是1960年代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了老年，这群人和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也有很大差异。第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有很大变化，比传统的老年人有更高的消费意愿。第二，财富积累方面要比更老一代的老年人高很多，因为这个群体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享受到了改革红利，积累了必要的资产。我们看到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口的退休金还是不高，能直接用于消费的现金仍然有限，但过去几十年我国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发展较快，特别是城市老年人，积累了一定的房地产资产和金融资产。不仅是中国，世界范围内相对年轻的老年人口都有类似情况，就是婴儿潮这一代人，相对来说是最富裕的一代人，有资产、有消费欲望，身体相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把老年人积累的资产在个人愿意的基础上转化成可以消费的资金，转化成实际的消费能力，并进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这个过程需要金融系统的大量介入，当然不能忽悠老年人，要保护老年人资产的安全，不能把老年人的资产投入到风险过大或者不能保本盈利，甚至有诈骗性质的金融活动。

所以，在国家层面需要有更好的老年金融体系，包括制度安排、监控体系和运行模式，还要提高老年人参与金融活动的积极性。

3、人口老龄化伴随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也会出现失能失智人数的持续增加，给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大挑战。2027年前后我国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中国将从“抚幼”社会演变为“赡老”社会，老龄化将使整个社会的养老、医疗、照料等方面的费用支出大幅增长，会对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障体系产生哪些重大影响？

彭希哲：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二十届财经委员会首次会议，针对人口问题有不少新提法，做出重要判断——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这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带来很大挑战，包括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制度、相关教育服务，以及经济产业变化等。为此，提到了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希望以更健康和有更高素质的人口发展，来对冲人口总量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对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需要通过生育支持政策，鼓励年青一代结婚生育；需要通过深化教育体系的改革，提高中国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落实健康中国战略，让中国的百姓少生病、晚生病，更加健康。这些战略措施都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

此外，还需要有很多新理念、新制度安排、新政策措施。比如现在对老年人的定义是60 岁，女性的退休年龄甚至更早。人一过60岁，他身上所有的人力资本就被视而不见，马上从创造财富的人变成了需要被别人抚养的人，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贡献者变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享受者，或者甚至成为负担。目前老年人口的定义是联合国在几十年前确定的，而人们的健康状况、知识水平、预期寿命等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善。如果重新定义老年，就可能在观念和制度上让中老年劳动力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可以是延迟退休，也可以是退休以后继续返聘，参与经济活动可以是全日制的，也可以是半日制的，甚至以小时来记。当然，还可以有很多志愿者活动，或者帮助家庭照料小孩，让子女这一代更年轻的劳动力，有更多精力参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活动。

实际上，只要不把老年人纯粹当成负担，而是当成可利用、可发掘、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群体，那么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可能大大减弱。但总体来说，老年人毕竟是一个弱势群体，身体状况、知识结构，特别是认知随着年龄增长会发生很多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发掘老年人所蕴含的各种人力资源、社会资本，同时也要更好地做好为老服务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老年人有公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权利，同时也要有公平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权利，让老年人口安度晚年。人口老龄化虽然不可逆转，更多要考虑的是怎么调整制度、调整对老年人观念、调整社会氛围，以便更好地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4、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是说，现在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主要用于支付现在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种制度如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4.9%。除了目前议论的渐进式延迟退休，社保养老体系，还有哪些举措可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延迟退休条件的成熟是否已经成熟？

彭希哲：现在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管是养老金还是医疗保险，基本上是以现收现付为基础，这个制度能够维持的基本前提，是缴费群体和领取养老金的群体要保持适当的比例。随着老龄化深化，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缴费人群逐渐减少，领养老金的人群不断增长，这是全世界实行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的挑战。

相对而言，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更多优势，最主要表现在我们有强大和高效率的政府，有更多归属于全体国民的公共资源，包括大量国有资产，而且除了农村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之外的土地、矿山、林地等也都是国家所有的，所以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在国家层面上有更多资源可以转换为养老资源，目前国有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就转化为了养老基金。当然，对于现收现付的制度本身，也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过去比较专注于以现收现付为主导的国家养老金、社会养老金制度，随着多支柱养老金制度的推进，特别是以个人积累为主要特征的养老金比重逐渐上升，再加上国家整体财政支出，包括国民福利这部分投入，一定程度上对现收现付能够起到一点对冲作用，减弱因为劳动力不断减少造成的巨大挑战。

现收现付的保障制度，开始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在140年之前从德国开始，后来逐渐在欧美国家实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国家推进的福利国家制度，当然也有如前苏联和新加坡等国家的保障制度安排。发达国家也在不断思考怎么完善这个制度，怎么引进新的支柱，引进新的资源，怎么能够更好地协调，使得养老金的资源能够更有效使用和可持续。这本身是学界研究的一个课题，也是现实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现在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劳动力使用逐渐减少，也有人提出是不是要对企业使用的机器人收缴养老金，当然这是头脑风暴的一种思路，也就是对现在所有参与经济活动创造价值的实体，都要从其中收取未来的养老金。

另外，中国的退休年龄还是太早，男性与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不到 56岁，但平均预计寿命已经是78.2岁，而且未来还会不断提高。这意味着退休以后，还有将近30年时间领取养老金，这和当初设计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的基础条件已有一定背离，长期来讲肯定没有办法维持，因为一般的精算测算是退休以后领取15年养老金，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维持。如果老年人活到80岁，平均55岁退休，需要领取25年的养老金，对于女性来说可能还更长，在这样一种寿命延长和制度安排下，必然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这个制度必然需要改革。

一种办法是普遍延长退休年龄，实际上，政府包括学界十几年之前就在提了，但现在这个路线图还没有出来。近些年来，特别是前几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了每年 1000万的大学生就业出现了一些困难。所以，大家会形成一种观念，认为如果老年人延迟退休，会挤占年轻人就业的机会。但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中国现在的中老年劳动就业和年轻人劳动就业几乎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年轻人就业更多聚焦在IT、金融、高科创新等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这些领域工资相对比较高，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比较高。而中老年就业更多聚焦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包括一部分农业。现在劳动就业市场是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一方面市场上最缺的可能是一些工作相对比较简单、不需要太多学历教育、但工资收入相对较低的那部分劳动力；另一方面，现在包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还无法做到每年完全吸纳1000 万新增大学毕业生就业。或者说我们的教育制度也还没有调整到每年可以培养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1000万劳动力。所以，在此期间，我们就会面临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这种并存现象。

我们认为，虽然整体就业形势面临一定困难，但不应当推迟延迟退休年龄的进程。如果当前全面推迟退休年龄存在一定困难，建议采取灵活的退休制度，有条件的机构、行业或地区能够吸纳延迟退休的可以先行，如果一些行业、地区或者群体面临困难，就按照传统退休模式，逐渐把退休作为个人和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强制的制度安排。但养老金本身是公共资源，所以对其使用必须达成社会共识。我们建议，如果延迟退休暂时还不能普遍推广，首先应该确定的是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比如可以提前退休，但领取养老金有一定比例折扣；也可以选择延迟退休，最后拿到的比传统养老金更多一点。所以，可能并不是用制度强制安排延迟退休，而是用更灵活的方式，让中老年劳动力自主选择是否要继续工作，让市场来决定这部分劳动力是否应当继续留在全日制劳动市场。总之，可以用更积极、更灵活、更有效的办法来推进整个改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