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需要被记忆,时间需要被度量,而阅读无疑是将消逝的时间保存在记忆中的理想方式。阅读保证了我们以思考的维度来覆盖世界,通过阅读,我们将观察到的、看到的、经历到的事件融入自己的头脑,将流逝的时间烙上印记。它填充着我们的人生,也不断丰富着时光的意义。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书评周刊都陪伴着读者的阅读旅程,共同在这条思想之路上留下足迹,今年,我们再次从一整年的好书中遴选出了12本值得阅读的优秀书籍,秉持着“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精神、现实情怀”的原则,作为这一整年阅读时光的刻度与记忆。
诗,如其人。胡续冬真正做到了这 一点。在这部诗人生前编订、逝后出版的诗集中,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一个鲜活如初的人,仿佛今天下午,在某个街角,我们就会与他再次相遇。这个人是 对“英俊”一词纠结万分的“丑男孩”;是为抵御“迎面撞来的厄运”在海边拣鲨鱼牙齿的中年男人;是无限疼惜女儿的父亲;是多年不忘亡友的知己朋友;是对“善”有着高度自觉,又有勇气不避人性之“恶”的坦荡灵魂。
我们致敬诗集《一个拣鲨鱼牙齿的男人》,它热烈狂放的诗性是语言之美的绝佳体现;我们更加致敬诗人胡续冬,我们致敬他的“真”,致敬他自由如风、坦诚如镜的心灵,让我们可以照见自己,更好地看清自己。
西蒙娜·薇依有一颗稀有的高贵灵魂,这绝非溢美之词。出身于优渥家庭,拥有极好的智识和教育背景,薇依本可以过着有尊严、无忧虑的生活,却选择遵循内心指引,成为一名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对薇依来说,成为“低下”的劳工不是为了理念研究,不是为了写出《工厂日记》,而是出自她那对不幸和苦难的本能“渴望”,她想深入了解不幸者,体验他们的生存状况,帮助他们改善处境,因为她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姐妹”,自己就是不幸者中的一员。正是在对不幸的切身体验中,薇依凭着自己的信仰与爱,给出了超越不幸的解脱之路。
我们致敬《工厂日记》和它的作者西蒙娜·薇依。我们致敬薇依亲身实践的非凡勇气,致敬她以敏锐的智慧写下这部记录并反思底层工人处境的日记,更致敬她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大爱”与“慈悲”,她让我们看到超越现实困境的可能。
故事作为一种虚构的语言形式,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影响着人类的心灵。在《狐狸》中,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探索了所有故事的形式,从,到传记,到历史,到传说,有些故事我们可以找到作者的姓名,跟随那些作家的经历一同感受捕捉故事成型的过程,有些故事则没有明确的创作者,它们诞生自人类的想象力,却又在现实层面弥补着人类生活的缺憾。
我们致敬《狐狸》,致敬这本结合了诗意与知识的,它融合了智识与感性,让我们作为读者得以在宏观的时间之外俯视人类经历的故事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欣赏到人类头脑中灵光一现的感官之美。我们致敬作者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她用迷人的语调和跳脱的句子捕捉到了人类想象力的存在形式,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无法言说的想象在人类居于世界的存在中,拥有着灵魂立脚点一般的意义。
漫长的十八世纪行将谢幕之际,代表当时东西两大文明的中英两国开启了第一次正式的外交会晤。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不欢而散告终。其中“磕头”礼仪之争长期以来被视为焦点,但外交过程中的翻译,却被忽视。翻译的初衷本是达成不同文明间直接的对话,但在这场外交过程中,翻译却在双方间布下了语言的迷宫。直译反而触发双方龃龉,曲译却达成了对话的基础。作为中介的翻译,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西文明彼此面对的方式。
我们致敬《龙与狮的对话》,致敬作者王穷经尽牍的史料搜集之功,致敬他往返于欧亚大陆两端,纵横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字话语之间,从汗牛充栋的档案文献中,钩沉出一段被人忽视的翻译史,致敬他从字里行间的探微索隐,刻画出两种文明对视时的细微心态。他以精准而严谨的史笔,让我们意识到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下,彼此之间寻求的或许不是对话与理解,而是认同与服从,直到今天,依然富有深刻的启示。
“淮北”地区常常被视为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内陆区域,但在中国古代的诸多史载中,这片区域却常以富足的形象出现。“淮北”的面貌何以“乾坤大挪移”?为了回答这个疑问,历史学家马俊亚对这片地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诸多省份的区域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研究。通过结合海量的中外文献和细致的田野调查,马俊亚全面地揭示了淮北地区在1680-1949年间社会生态巨大变迁,以及这种变化给当地农民生活带来的沉重负担。而古代王朝不合理的政策布局,正是使得淮北地区成为被牺牲的“局部”的主要动因。
我们致敬《被牺牲的“局部”》,致敬它对古代漕运、与社会变迁等关键问题上的开创性思考,更致敬作者马俊亚竭尽全力、直面事实的研究精神。《被牺牲的“局部”》不仅在区域社会经济史领域让人们的目光重新聚焦到中国的内陆区域,更回应着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的繁荣光景之外,我们是否对发展的代价有过足够的反思。
历史是有意义的。它对抗的是偏见。《市场中国两千年》从职业商人的产生、要素市场的发展,一路走过两千年市场史。在广袤的中国民间社会,不同规模的市场自发展开,从街边的小摊到路边的驿站,从劳动力、土地到货币,各种市场,各自繁荣活跃。在其间,以地权市场、市镇、明清时期的全国统一市场尤其醒目。市井生活和全国各地物资大流动也因此成为一道道历史景观。
我们致敬《市场中国两千年》,致敬它为中国市场找回历史,打破了“传统中国市场‘死气沉沉’”“市场经济不适合中国”等种种偏见。市场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我们致敬作者龙登高,致敬他兼有学术性和通识性的写作,致敬他作为经济史学家,为读者打开了通往市场中国的历史之门。
近三十年来,风起云涌的“视觉文化”新美术史挑战着传统美术史的地位,以高昂的姿态抛弃价值判断,而代之以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性别学等的外围研究。范景中有意识地不使用专业圈内流行的各种崭新术语,而是围绕着风格的来由与根源展开论述。《艺术与文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艺术通史,它消化了许多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有诸多连接中外、古今的观点与思考。它是关于艺术的研究,更是关于艺术研究的研究。
我们致敬《艺术与文明》,致敬变动不居的人类文明中所孕育的灵感与创造力。我们也致敬它的作者范景中,以学贯中西的底蕴书写一部雄心勃勃的艺术史诗。
这是一个读图时代。我们面对着无处不在的图像,却难以理解它的运作机制。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到数码技术的新变化,再到社交媒体上的图像海洋,习以为常的视觉习惯背后,却有着复杂的演变。《图像》从感知、文化、技术与媒介的不同视角切入,500幅跨时代的视觉代表图片,细细拆解视觉文化的内在机理。
我们致敬《图像》,致敬它能沉入宽广深厚的艺术史中,也能捕捉到图像时代的闪光与脉搏。我们也致敬它的作者里卡尔多·法尔奇内利,他以敏锐的嗅觉与持久的创造力建造一座关于图像的“天堂”,图像的变迁在这里获得雀跃灵动的讲述,审美的沉思也成为一种精神体验的渠道。
今天,我们在键盘上敲下的每一个中国字,都应该感谢一个世纪前对一台机器执着的设想与追寻。中文打字机,如今已经尘封在历史角落中的机器,却肩负着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任。在象征着现代化的字母世界,与被指为陈旧落后的非字母世界的巨大鸿沟中,一代又一代人,企图通过研发中文打字机,来捍卫这种古老文字的尊严,将千年文明的重担,放进现代化疾驰列车的货仓,让中文冲出现代与传统的双重围城,成功突围。
我们致敬《中文打字机》,致敬作者墨磊宁见微知著的创见,竟从噼啪作响的枯燥键盘声中,发掘出这样一场攸关中文生死存亡的世纪之战的历史。这是一段前赴后继的技术史,也是一群屡战屡败的研发者重新发现自我的冒险。因此,我们同样也要致敬书中那些功败垂成的中文打字机研发者们,幸好,你们从未放弃。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的敏感始终是“双刃剑”一样的存在。一方面,它通过提醒人与人之间现实和观念中的边界,保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不被冒犯。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因对言论、行为自由施加的限制而让社会变得不宽容。德国哲学家弗拉斯珀勒全面而精准地分析了当代日益敏感化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她希望提醒人们,一个过度强调敏感的社会与一个缺乏敏感的社会存在同样多的问题,而只有在敏感与韧性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处于现代社会中的我们才能真正找寻到一个既坚强又宽容的自我。
我们致敬《敏感与自我》,致敬它架起了一座历史与现实的桥梁,为适合当代人的哲学写作提供了典范。在这座桥梁的一端,是卢梭、尼采、埃利亚斯、列维纳斯、弗洛伊德的深邃思想,另一端,是中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热点事件,也是“我们应该如何彼此尊重”的日常难题。
生活在城市之中的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访问”大自然?《那些动物教我的事》讲述了作者和鸭子、松鼠、螳螂、刺猬这四种动物相识相知的故事。因为童年一次与小动物们的亲密接触,开启了张瑜长达三十年的自然观察之旅。从小鸭到“真松鼠”,从螳螂到“白大仙”,那些我们身边最普通的野生动物,那些与现代都市看似相悖的自然生活,对生态系统有着无法替代的非凡作用。书中,张瑜以充满松弛感的“慢观察”视角,在有限的物种范围内,逐层深入,用第一手的资料打开了一扇存在于我们身边的自然之门。
我们致敬《那些动物教我的事》,致敬它以“观察者”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所生活的北京及其周边区域,以近乎“慵懒”的方式展现喧嚣都市的野性一面;我们也致敬它的作者张瑜,这些对动物精彩瞬间的记录和种种长期观察之下的惊人发现,对于当下患有“自然缺失症”的我们来说尤为珍贵。
一个女孩如何从童年强大的同理心中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并一步步打破性别的桎梏,走向目标?一个渺小的人,如何对广袤的自然投之以爱,并用自己的行动推动哪怕一点点好的变化?这是一本有自传性质的近似于漫画体裁的自然保护绘本,改编自越南动物保护工作者阮庄的真实经历。小女孩儿时见到熊被取胆汁的残酷场面,立志成为动物保护者,在所有人都觉得她的梦想遥不可及的时候,她突破了障碍,并救助了一只热带雨林中的马来熊。
我们致敬《常与小熊》,致敬它将科普与故事融合,将更广袤、震人心弦的丛林拉进儿童的世界;我们更要致敬作者阮庄,致敬她在书中所展现的强大同理心和由此激发的不被外界撼动的主体意识。为儿童创作不意味着为儿童过滤掉世界的真实性,作者相信儿童心灵的韧性,正因为她的信念来自儿时的自己。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