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被追加罪，湖北特校案不会以15年终结

作者｜陈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据媒体报道，近日湖北随县博爱特校原校长涉嫌多名残障女生一案有新进展，被告人被追加罪，与原判的强制猥亵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十五年，剥夺权利三年，并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2022年12月，在随县做出的一审判决中，被告人仅被认定了强制猥亵罪，判处三年六个月。很明显，量刑和罪名都明显畸轻，因为它存在诸多恶劣情节，包括犯罪持续时间长、伤害人数多、伤害对象为残障学生，以及侵害人是“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照护人员，因此引发了舆论关注。后经过随县警方的补充侦查，检察院追加了被告人的漏罪，随县人民于2023年12月29日对此案开庭审理，最后做出了上述判决。

本案为何能追诉罪名成功？这与我国在2023年6月1日生效施行的两个司法文件有关：

其一是两高的《关于办理、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二是两高两部的《关于办理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

这两份司法文件，体现了从严打击未成年人犯罪的立场，致力于解决实践中办理此类案件的难点问题。

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我们拍手称快。然而，在拍手称快、人人喊打的背景下，也必须办出经得起检验的案件，否则就不是法治的常态。我们要复盘的是，疑罪从无、排除合理怀疑、保障被告人权利，这些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在本案中是否同样得以体现呢？

羔羊的胜利

本案中存在着诸多证明难点，比如发生场所隐蔽、“一对一”、案发后多年才报案、无生物证据、受害人未成年甚至存在智力障碍等。

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陈述就成了唯一的直接证据。以往按照我国的刑事印证规则，被害人陈述如果缺少其他证据的印证和补强，是很难被司法机关采信的。实践中，不乏因为无法突破证明困境而导致恶人逍遥法外的案件。

如何解决这一证明难题呢？不择手段获得口供不行；那么，靠孤证定案行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也存在着冤枉无辜的风险，无罪推定的原则应当适用于所有被告人。

在前文提及的两份司法文件中，体现了一种新的办案思路：针对特殊犯罪的特殊证据构造，进行更为宽松的印证。比如，不需要未成年人对细节说得那么详细，允许前后陈述有差异，转而审查被害人与被告人关系，案发前有无矛盾等背景情况。

如果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了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且可以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这就意味着，品格证据、案件发展过程等情节，都可以用于判定被害人说的内容是否真实，从而增强办案法官认定事实的“内心确信”，帮助他排除“合理怀疑”。

在本案的判决中可以看到，除两名被害人的陈述之外，并无其他证据能够直接证明事实。但是，二被害人多次陈述的内容较为稳定，且对部分细节的表述非亲身经历不可能得知，符合被害人的年龄、智力水平及认知能力。结合她们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相处地位等因素，可以排除诬告陷害的可能。

这段判决意见，就是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的直接体现。

以往我们面对证明难题，如果不能用技术去发现更多的证据，就必须接受无法证明的结局。但是，面对特殊案件的特殊证据构造，证据法可以给出新的路径，那就是主客观结合：在客观上，聚焦分析被害人陈述的细节判断真假；在主观上，赋予法官更多的心证自由度，让法官去排除合理怀疑。客观印证只是必要条件，只有加上主观心证，才构成定罪的充分条件。

这种证明方式的转变，带来了补诉的成功，这是正义的实现，也是本案中被害人——被侵害的“羔羊的胜利”。

记得媒体报道此案时提到，“据音乐教室里的学生透露，他们曾听到墙那头传来女孩们无声的哭喊。”这些残障学生，她们面对罪恶、面对侵犯的时候，犹如羔羊一样无助。她们的哭喊都是无声的，甚至要在多年以后被听到，甚至听到之后都不能被采信，着实令人心痛。

当然，正义的取得并不以牺牲程序、侵犯被告人权利为代价；此类案件的处理，仍要把握“排除合理怀疑”这一重要标准。何谓“合理”，需要在个案中谨慎裁量。

智力障碍受害人的陈述能力

本案中的被害人有两名：一位是视力障碍，但她的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正常；而另一位存在中度智力障碍，经评定为无性防卫能力，无作证能力。

被告人对判决结果不服，提出上诉的理由也正是这个：既然无作证能力，怎么可以作证呢？

那么，我们也要回答这些问题：被害人能理解她说的话吗？她能理解别人对她做的事么？她能提供被害人陈述么？法官又能不能采信呢？

域外许多国家把有智力障碍的证人（含被害人）称为脆弱证人，作证予以一定条件的容许。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对于生理上或精神上有缺陷的证人是否具备作证的能力，实践中大都是通过经验进行判断的。就像如何对待年幼的证人，法律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最低年龄作为审查标准。5岁还是10岁？

标准的绝对，意味着缺少弹性。有的情况下4岁的孩子就能讲出最关键的案件情节；而对智力残疾并且是未成年的被害人，是不是可以采用语言陈述与动作演示的方式陈述案情？以上情况下，机械适用的结果反而有悖于立法宗旨。

学界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生理上或精神上有缺陷的人对案情的辨识能力以及表达程度，应该交由法官在证明力层次判断，而不应该认为证据资格不合格而直接排除。因此，本案判决认为，被害人周晓若虽具有一定的智力障碍，但其对自己被侵害过程的陈述较为清晰、相对稳定，且对部分细节的陈述非亲历不可知，故其陈述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

本案对于智力障碍被害人陈述的采信值得称道，法官使用生活经验，结合本案具体情况，认可了中度智力障碍的被害人的作证能力，排除了法医鉴定意见中的“无作证能力”的结论。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等往往以科学结论的面目出现，法官常常直接援引，而不去裁量评判。但我们要知道，鉴定人并不是科学的法官，只有法官才是真正掌握裁判权的人。

是否还有余罪

本案在强制猥亵罪的审判中认定了三位被害人，其中两位都在此次判决中被认定为遭到，而第三位受害者张阳阳并未出现在此次判决的结果中。

据媒体报道，张阳阳在接受女警询问时，无论如何开导，始终一言不发，表现得相当抗拒。因此，随县司法机关并没有把张阳阳作为罪的被害人。但据其律师和堂哥介绍，张阳阳曾经在安全的环境下向他们讲述了被侵犯的细节。

这位被害人的智力状况，其实优于另一名智障被害人周晓若，但她在面对时一言不发。我们知道，每一次询问都是一种伤害，因此两高两部的司法文件中提到应当进行“一站式取证”，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尽量将对被害人的伤害降至最低；另外，必须同步录音录像，未来再有疑问，也可以通过观看录音录像来了解被害人的神态、表现，以此来审查判断陈述的真实性。

因此，本案并没有结束，随县公安机关同意对张阳阳遭受的部分继续侦查，而被告人也提出了上诉。

也许有人认为，现在的判决结果已经可以接受了。但是，张阳阳可以接受吗？她的沉默和恐惧，也同样震耳欲聋。

作为法律工作者，面对我们看得到的罪恶，如何能做到袖手旁观，当作没有发生呢？期待随县司法机关的继续努力，也希望不要再有沉默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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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