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肯特大学的Heejung Chung博士的主要发现,他开始分析政府进行的2011年工作与生活平衡调查的数据。具体而言,她想研究是否存在对灵活工人的耻辱,谁最有可能持有这种信念,谁最有可能遭受这种信念。
该研究还发现,大多数对灵活工人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都是男性,而女性尤其是母亲则最容易遭受这种刻板印象。
此外,五分之一的工人(18%)表示他们因灵活工作而经历了直接的负面职业后果。这可能是自2003年制定法律以来扩大到涵盖所有工人以来,要求灵活工作的权利极低的原因。
女性,特别是兼职和减少工作时间的母亲,而不是灵活工作的全职工作者 - 即远程办公或弹性工作时间 - 报告说他们的职业生涯受到灵活工作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男性,尤其是父亲(几乎一半的受访者)可能会报告说,由于其他人灵活地工作,他们自己的工作受到了负面影响。
来自肯特社会政策,社会学和社会研究学院的钟博士评论说:“很明显,仍然有很多人认为灵活的工作是消极的,并且有不同的原因。这对于雇主如何在其组织中引入和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政府希望增加工人申请灵活工作的权利时。
“简单地介绍和扩大要求灵活工作的权利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挑战我们流行的组织文化,这些文化的特权优先于其他一切,长时间被认为是生产力和承诺的同义词。如果灵活的工作有助于减少性别工资差距,这种变化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