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柱回归与西洋楼兴建始末

原标题：石柱回归与西洋楼兴建始末

邱文忠 陈辉

2023年10月13日，圆明园西洋楼流失海外百余年的七根石柱回归。中坤集团创始人黄怒波慷慨奉献，北京大学建言献策，圆明园管理处履职尽责，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引领下，政府、高校、社会力量通力合作，几经周折，文物终归故里。

石柱真容

七根石柱原为圆明园西洋楼的石构件，通高约80厘米至92厘米。与西洋楼遗址现存构件的材质相同，石柱材质为优质汉白玉，洁白细腻，结构均匀，一百多年过去了，依然莹润如玉。

汉白玉，由于白度高，似玉非玉而得名。明清时期北京营建皇家建筑所用的汉白玉多是从房山大石窝取材，故而有“先有大石窝，后有北京城”之说。石柱表面采用线刻、浮雕的雕刻技法，正面以巴洛克风格的西式番花、贝壳、几何纹为主，圭角为卷云纹，是中国古建筑中常见的纹饰。有的石柱侧面雕刻不同样式的花瓶，瓶中插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吉祥寓意的牡丹、菊花、荷花等花束，纹饰精美，造型独特，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石质构件中别具特色。

近期回归的七根石柱

石柱的家

享有“万园之园”等诸多美誉的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统称圆明园，面积达350公顷。圆明园是清雍正至咸丰五朝皇帝长期园居理政之地，被称为“御园”。这里不仅集历代造园艺术之大成，荟萃南北方名园胜景，而且兼容并蓄，仿建了西洋建筑群。虽然圆明园的主体是中国古典园林，但西洋楼不仅融入了东西方建筑、园林元素，而且是西式建筑群首次进入中国皇家园林,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西洋楼于乾隆十二年筹建，乾隆四十八年完工，位于长春园东北部的狭长地带，与周围的中式园林以土山相隔，自成一区。它由十一座西式建筑和二十余组喷泉组成，主要建筑自西至东依次为谐奇趣、黄花阵、养雀笼、方外观、五竹亭、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线法画。一位曾目睹过西洋楼盛景的西方传教士称“其中集美景佳趣于一处，凡人们所能幻想到的、宏伟而奇特的喷泉应有尽有”。不仅如此，乾隆帝还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西洋器物，源源不断地送进西洋楼陈设，为这里配备了与西洋式建筑风格统一的内部装饰。

圆明园罹难已163年，昔日的“万园之园”，如今仅存断壁残垣。曾经的辉煌胜境，永远保存在一幅幅铜版图和老照片中。我们只能透过这些图像一睹它昔日的风采。《西洋楼铜版图》是乾隆四十六年由满族宫廷画师伊兰泰绘制、造办处匠师制作的。铜版完成后，乾隆帝命人印制成图，分赐王公大臣，并在圆明园、承德、盘山等处的皇家宫苑内陈设。此图绘有西洋楼主要景观的立面图像共二十幅，展现了乾隆朝西洋楼盛时原貌。

现代照相术发明后，一些西方人来到中国，用这种新技术记录异国的风土人情。1860年圆明园被焚毁后，清廷仍派人看管。由于西洋楼的建筑精美独特，而且地处偏僻，守卫稀松，外国人经常到这里游玩。在中国海关供职的德国人奥尔末，1872年至1880年曾旅居北京。在此期间，他到西洋楼游览并拍摄了残迹照片。这组照片是目前发现拍摄时间最早、最接近西洋楼原貌的。这些珍贵的老照片，使我们可以穿越时空，看到西洋楼初毁后的模样，并在废墟中找到石柱所在的位置。

在这些影像资料中，谐奇趣、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楼主要建筑中都能找到大量石柱。它们是室外建筑的栏杆，成组出现，数量很多，有的在建筑的平台边，有的位于室外回旋的楼梯，有的在水池边，与雕刻精美的小栏杆或栏板相连，配合使用。从《西洋楼铜版图》来看，它们顶部都有华丽的装饰构件，但老照片中，大部分顶部的构件都已缺失。不过从其中一张照片可以看到，石柱顶部的装饰是宝珠钮的宝瓶形状，四周装饰带有翅膀的动物形象。

虽然这些石柱形制相似，但由于所在位置不同，形状、纹饰各异。有的顶面呈正方形或长方形，还有的是多边形。有的顶部和底部平齐，有的可能因为位于楼梯的拐角或下行的位置，顶部和底部都呈斜面。有的两侧没有雕花，与雕刻西洋纹饰的栏板直接连接，有的两侧雕刻插着不同花卉的花瓶，和旁边雕刻成花瓶的栏杆组合起来更加华丽。这些石柱作为建筑构件，有着与西洋楼相同的风格和特色。

《西洋楼铜版图》养雀笼西面

《西洋楼铜版图》养雀笼东面

《西洋楼铜版图》中的石栏杆

中西合璧西洋楼

西洋楼的建筑集巴洛克、洛可可为主的西方艺术风格，融合中国传统的园林布局、建筑材料、装饰题材，摒弃了西方艺术中与中国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元素，有取舍地进行因地制宜的设计，显示出中西合璧的特色。园林布局采用西方的几何构图与中国园林的自然山水式相结合，既有欧式的宫殿、迷宫、喷泉，又有中国的叠石假山和竹亭。有趣的是，在养雀笼同一组建筑的东、西两面，呈现出中式和西式的不同风格。养雀笼西面似中国的牌坊，东面有嵌喷水塔的石券，为西洋门形式。

建筑形式和材料亦集中西之精粹，既有西洋的柱头、铁门，也有中国传统式样的屋顶。独具中国特色的建筑材料琉璃和砖雕也用于制成西洋纹饰。比如西洋楼的琉璃均为与建筑相配的西洋纹饰，有明黄、翠绿、天青、孔雀蓝、绛紫等色，还有多种颜色共同使用。

西洋楼的装饰材料中还大量使用了玻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匾额，在西洋楼远瀛观做成了西洋花边玻璃心匾，远瀛观窗户上安装的玻璃多达一千二百余块。玻璃在清朝十分稀少和名贵，即便清廷造办处有玻璃厂，但大尺寸的平板玻璃仍需进口，由粤海关采买送至京城。

西洋楼的设计者无论是对建筑的装饰题材，还是构件的细部纹饰，始终在中西方文化中寻找契合点，把皇帝的喜好和要求巧妙地表现出来，将巴洛克风格的贝壳、涡卷、几何纹饰，与鹿、鱼、羊、狮子、竹子、梅花、牡丹、荷花、莲蓬、柿子等具有吉祥寓意的中国传统动植物纹饰相结合。奇花瑞兽在中国被认为是君权神授和太平盛世的象征，这样安排既满足了清帝对西洋风格的兴趣，也迎合了其喜好祥瑞的心理。

西洋楼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是海晏堂喷泉。在巴洛克式的贝壳石雕左右两侧，呈八字形排列的喷水雕像是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它们每天按十二个时辰的顺序轮流喷水，正午时一齐喷水。十二种动物同十二地支两两相配，可作为记年、记岁、计时的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十二生肖像头部为铜铸的动物形象，受西方艺术风格的影响，逼真写实。

建筑的局部纹饰也是中西合璧的。现位于西洋楼的一件石柱前后两面均雕刻西式番花图案，而左右两侧上部雕刻中国传统的兽面纹和回纹，两侧主体纹饰则为备受中国人喜爱的竹子和梅花图案。

大水法旧照 奥尔末摄于1873年

西洋楼之设计与建造

西洋楼的设计和建造是在乾隆帝的推动下，由供职清廷的西洋传教士和中国官员、工匠组成的“国际化团队”共同完成的。

乾隆时期国力鼎盛，乾隆帝一生追求完美的“全”，不仅在治理国家与开疆拓土方面，也表现在文化艺术的整理、创作方面。他博览古今、广纳中国和异域文化，具有丰富、多元的艺术品位，在宫廷绘画、艺术品制作、园林兴建等方面都有体现。中国园林的布局、风格蕴含着园林主人的思想。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是清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思想的体现。乾隆帝以“移天缩地在君怀”的心态，将江南园林、西洋建筑，甚至传说中的仙山楼阁都纳入园中，使“万园之园”名副其实。西洋楼不仅是乾隆帝的“异国玩物”，也是他“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与西洋竞艺、追求“十全”思想的体现，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和外交作用。“堂北为西洋水法处，盖缘乾隆十八年西洋博尔都噶里雅国（葡萄牙）来京朝贡，闻彼处以水法为奇观，因念中国地大物博，水法不过工巧之一端，遂命往京之西洋人郎世宁造为此法，俾来使至此瞻仰。”乾隆帝所说的水法建造时间虽不准确，却真实表达了他建水法以炫耀国力强盛、广纳西洋文明、唯我独尊的内心想法。葡萄牙、英国、荷兰使者来华时，乾隆帝都特准他们到西洋楼参观。

皇帝的倡导、丰厚的财力、具有丰沛水源的造园空间，尤其是掌握技术的传教士，为西洋楼的建造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有力保障。明清两朝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以传教士为媒介。明亡清兴，一方面，由于清帝对西方文化持为我所用的态度，征召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进京效力，并按其所长和皇帝的需要分派在各机构供职，称“行走”。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各教派也竞相选派学识渊博、技艺高超的传教士来华，其中以耶稣会影响最大。顺治帝、康熙帝热衷于西方的天文历法、舆图绘制等实用科技，雍正帝、乾隆帝喜好以赏玩、游乐为目的的绘画、建筑、钟表等艺术方面。

乾隆朝西洋传教士多供职于御用器物制造、修理机构——内务府造办处，其中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杨自新、汪达洪、沙如玉、纪文等都曾长期在圆明园工作，为园内各处殿宇，尤其是西洋楼的建造、内部装饰及陈设的制作各献其长。清帝为了表现“怀柔远人”、广纳天下贤才，对这些人才不仅待遇优厚，有的还授予官职，而且他们去世后多赏银安葬，极尽哀荣。

郎世宁（1688年—1766年），意大利米兰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青年时期接受了系统的绘画训练，后加入欧洲耶稣会。1714年他以传教士的身份离开欧洲，次年抵达中国澳门，起汉名郎世宁，继而北上京师，进入宫廷供职。郎世宁历经康、雍、乾三朝，供职清廷五十余载，在紫禁城和圆明园中度过了后半生。他不仅是出色的画家，也是优秀的建筑和工艺设计师，还是皇帝的西方艺术顾问。由于他学识渊博，工作勤奋而出色，因而受到清帝的器重和礼遇。乾隆帝不仅封他为奉宸苑卿，还为其举行七十岁祝寿仪式。乾隆三十一年郎世宁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乾隆帝追封他侍郎衔，赏银三百两安葬。

中外史料都记述郎世宁和蒋友仁是西洋楼建筑的主要设计和建造者。除乾隆帝所说“水法不过工巧之一端，遂命往京之西洋人郎世宁为此法”，一位在华传教士在书信中也记载“1747年他（乾隆帝）看到一幅喷泉图后便让郎世宁向他解释，并问宫中是否有某个欧洲人能造同样的东西……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蒋友仁。”

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是郎世宁向乾隆帝推荐的。蒋友仁抵达中国后，因精通天文学和数学，受到皇帝的诏命，到清廷供职。他积极学习中国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因学识渊博，逐渐得到乾隆帝的赏识。他不仅参与了《乾隆内府舆图》的编制和铜版制作，还将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进献给乾隆帝。乾隆三十九年，蒋友仁在北京病逝，受到乾隆帝礼遇，赏银一百两安葬。

蒋友仁在清廷最为人熟知的贡献是设计了西洋楼水法。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自述：“时值1745年，奉中国皇帝令，我作为数学家来到北京。两年后，我应皇帝陛下之诏负责水法建设。离京城2法里远，皇帝有座别墅，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在那里度过。”在其他传教士的书信中对此事也有记载：“他（蒋友仁）专心致志地投入到这项工作，并立即被引见给陛下，说他可以借助书本，带领给他配备的工匠们建造水法或曰喷泉。他呈送的第一个模型使皇帝如此喜欢，致使后者命人将其送进寝宫，以便闲暇时仔细端详。为此皇帝决定造一栋西洋楼，还亲自在其花园里选定了位置，并令郎世宁修士和蒋友仁神父一道画出其图样。不管大家多么尽心尽力加速工程进展，但对中国工匠来说一切是如此新奇，所以他们只能慢慢地做。水压机和第一个喷泉直至秋末才完工。第一项水法工程完成后，其他水法工程必须上马了。皇帝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兴建一栋巨大的新西洋楼，还将在其周围的花园里集中人们设想出来的最壮丽、最奇妙的喷泉。皇帝宫苑里第二座西洋楼安装有几处非常漂亮的喷泉。楼内一些房间很具审美情趣，而那个大房间简直堪与凡尔赛和圣克卢的那些房间媲美。”

郎世宁接受过良好的西方绘画训练，负责建筑、装饰构件和陈设的设计。蒋友仁擅长天文、数学，借助书本，解决建造水法机械的技术问题，造办处的其他传教士协助，中国工匠施工。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西洋人蒋友仁将新建水法仪器样一件呈览。奉旨：照样准做。查造办处从前造过仪器之匠役，着进内随蒋友仁依样成做。”水法设计完成，得到乾隆帝的认可后，由蒋友仁带领有经验的匠人在圆明园制作。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奉宸苑卿西洋人郎世宁面奉旨：新建水法西洋楼铁门纸样一张，着交造办处枪炮处照花样成做，着西洋人杨自新指说。”这个铁门是由郎世宁设计的，西洋式，虽然交给造办处的中国工匠制作，但还是派传教士杨自新指导。在乾隆帝的推动下，西洋设计师和中国工匠共同努力，终有了既具西洋建筑特色，又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洋楼。

七根石柱的“兄弟姐妹”

1840年第一次打破了清帝天朝上国、四方臣服的幻梦。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园内建筑大部分化为灰烬。此后官僚、军阀、兵匪等长期破坏残损建筑，盗取石雕、砖瓦。西洋楼的建筑构件多为优质汉白玉，雕刻精美、造型独特，很多难逃厄运。曾经盛极一时的圆明园沦为一片残垣断壁。由于西洋楼建筑为砖石质，虽屡经摧残和破坏，仍保留较多遗迹，其中远瀛观、大水法的断柱残垣已成为国人心中圆明园的象征和标志。

近期回归的这七根石柱的“兄弟姐妹”，有的留存在建筑遗迹，但由于建筑的主体结构已毁，这些石柱大多脱离了它们的原始位置。目前一些造型精美、完整的石柱在园内室外或展厅中展出，还有一些早年流散出园的石柱，由单位或个人捐赠给圆明园，和其他回归文物一起，也在园中展览。例如曾流散于西城区地安门大街一座院落内的石柱，2006年7月由北京教育网络信息中心捐赠给圆明园。还有一些石柱流散在各地，其中保定、苏州有一部分。留存原址和已经回家的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管和科学的保护，通过展览向观众讲述着曾经的兴衰荣辱，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石柱的“兄弟姐妹”，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回归故里。

海晏堂十二生肖兽首和七根石柱，只是昔日圆明园装饰、陈设中很小的局部，但它们和圆明园遗址一样，都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和屈辱，不仅具有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更凝聚了每一位爱国同胞深厚凝重的情感价值，是大家心中永远的伤痛。我们追寻神话般的圆明胜景，更好地保护它的遗址，这是无数华夏儿女的心愿。我们追寻流散的圆明园文物，愿它们漂泊百年能终归故里，这是炎黄子孙不变的情怀。（作者单位：圆明园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