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想走正门

附近的人大半用完了餐。今年7月14日，下午两点多，美食城里的廉价档口不再排队，商场顶楼的高档餐厅逐渐冷清，大群外卖骑手四散。梁宁宁把送外卖的电动车停到一栋写字楼下，空着手上楼，找一家律师事务所，说想打官司。

三个月前，由于附近一小区只允许骑手和快递员走一个偏门，不让走正门，他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该小区的物业公司。梁宁宁认为该小区侵犯自己的人格权，“涉嫌职业歧视与侮辱”，其后，他断断续续地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找律师代理。

他坚持穿着一身明黄色的骑手工作服进入写字楼。他到这里找律所，有一个重要缘由，是这楼允许他随便上，他说，附近许多写字楼和商场都不让骑手进。例如，有家大型国企，不仅不让，楼下也没有放外卖的桌子，骑手只能拎着东西在楼下等；外卖平台给他送一单的时间又很有限，超时扣钱。他心里紧张，在门口的花坛上坐，保安还要驱赶。梁宁宁心里不服气，但不多话。

他心想，要是律所连门都不给他进，那大半不会理解他，不接他的案子。

这家律所同意代理这一诉讼，七月底，本案一审开庭前夕，给梁宁宁打电话通知时间，他还问，能不能穿着送外卖的衣服去，想证明“这衣服不代表什么，也能进”。对方回复，可以穿这身衣服，没关系。

外卖骑手梁宁宁。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摄

投入系统之中

这是一个长宽皆是五百米左右的正方形小区，建于2004年，有共计十一栋高层住宅。要送到这里的单，“有时候一天好多个，有时候一个没有”，梁宁宁说。

梁宁宁和他的一些同行表示，外卖平台给他们规划路线，总是让他们从作为正门的西门进，但实际会被保安以“规定”为由拦下，要是去作为后门的东北门进，又会导致后面一溜的单都出现超时。每单超时罚款三元，好像不多。但梁宁宁说，跑路程不长的一单酬劳可能总共只有四元。这样一路被扣，他心里很不愉快。

梁宁宁不是没争取过，但他不擅长与人争吵。与这小区的保安争论起来，他“只能是说这几句”——“为什么让人家进，我们不能进？”保安说，领导不让进，他们没办法。然后，两边都熄了火。

他由后门进去送外卖，路过这个小区的物业，也没打算进去。他说，自己表达能力很差；虽然，他心里长久在想：“要是住里面的优先进，那我们（老家的）村庄也可以不让别人进了？每个群体都是这样，社会不分裂完了吗？”

他还是坚持送外卖以前的看法，相信工作都是平等的，不是分三六九等。只是，平时仍然总是妥协。

今年9月28日，我约梁宁宁在北京型商圈楼下见面。

这地方超出了他平时穿梭的范围。下午阳光的包裹之中，现代大厦的钢化玻璃外墙看上去几乎是半透明的，梁宁宁穿着工作服，羞涩地与我一起走入其中——他肉眼可见地僵硬起来。

梁宁宁回忆，刚开始送外卖的时候，他对人很客气，有一回，一个顾客看自己的餐一直不到，给他打电话，说得很不尊重，“我一直跟他道歉。”

现在，他对人硬气多了。再有人说他送得慢，他就说：“那我得一单一单地送。”后面就不会再理。

他又抱怨，软件上，与顾客在线对话的窗口只能发实时拍的照片，不能发手机相册里的图，也不能发截图；其实，截图给催促的顾客看一下，他手里还有这么多单，他们也就明白了。

送外卖之前，梁宁宁在江苏南通打工。在他看来，与南通相比，北京这城市算是对于电动车友好，查超速和逆行没那么严，一般是先警告。他在自己的头脑里把它转译为，“对劳动者宽松一些”。在他眼里，电动车的洪流中，以骑电动车为生的人十分显眼，包括他广义上的同事们，黄色的衣服，背后写着“美好生活小帮手”，蓝色的是另一家外卖平台的骑手，黑色的是快递员，还有一些的“众包”骑手，没有标识。

他觉得本地人骑知名品牌的电动车多些，送外卖、快递的，骑不知名的品牌。

梁宁宁对于送外卖很有几分热情，他感谢平台给自己一份“公平”——理由与许多人到大城市闯荡的原因差不多。在厂里，同一条流水线上，要拿高绩效得和“线长”处好关系，他社交能力有限，不擅长这个。这工作他做了五年，打给父母的钱不多。

他心怀愧疚，刚到北京当骑手的时候，非常努力地跑单，中午送餐的高峰期，总是挂着十多单，一上车就“一拧到底”，说的是拧油门。那时候，“一天爬楼差不多要爬一百层”，回到租处，一分钟之内就睡着了。

最初的几个月，每月能挣到一万多块钱，后来，他决定由听站长指挥的“专送”改跑更自由的“乐跑”，收入降低。

“公平”意味着束缚，他并不喜欢，但选择承受。我提出看看梁宁宁的工作群，发现他们最多聊些趣事，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这系统脑残吧。”没什么人讨论某一片区怎么跑合适，因为导航把路线规定得明明白白：“我们被动接受，有什么话语权？”

他记得，刚来北京的2021年，下了大雪，雪停了之后，积雪很深，风刮在脸上很疼。系统“爆单”，不停地给他派活，他干不过来，只能下线；因为擅自下线，他被扣了两千多块钱。供骑手联络的客服电话不一定能打通，有时对面接起来，又挂了。他打通了，说了一下，后来退给他一千块。

关于不合理的线路、系统不曾了解的路障，“找客服说没用，没法统计这些问题。”梁宁宁说，“他们是依据他们的算法来的。我们一个人怎么和一个大公司说去？”

骑手们用的系统规定的导航软件和地图软件的界面相似，一条线穿越街巷，连接点与点，总照它说的做。

有时拐错了弯，系统会建议梁宁宁调个头逆行，他也照办，虽然系统又提示，这是示意图，骑手应当遵守交通法规。

退缩与妥协

梁宁宁刚到北京的时候，租房平台给他找了一个小区里的“半地下室“，“半”来源于一扇露出地面的窗户，可以平视外面行人的腿脚；“冬暖夏凉的”，价格也比一般的隔断间便宜，梁宁宁怀念着它。问题是，这半地下室的管理员要求他们把送外卖的工作服脱了再回去。他记得，管理员给他解释说，其他住客担心他把电瓶拿进房里，造成火灾。

其实，梁宁宁的车用路边电池柜里租的电池，不需要在室内充电，但他想，这里住的人很多，他没法一家一家地分辩；这种半地下室做出一些隔断出租，本就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惹恼一些不讲理的人，他们会不停地打投诉电话。去找房东评理也没用，对方不会在乎。梁宁宁默默地开始脱衣进门，直到一个同租的骑手朋友不小心，穿了帮，他们只能搬家。

其实，送外卖经常遇到一些温暖的小事，梁宁宁曾经看见，顾客的隔壁人家门口放了一箱水，还有一个牌子，写着“小哥辛苦了，水拿着喝”。

但人家看不惯他工作服的事情发生多了，日积月累，梁宁宁说自己比从前愤怒。有个朋友对他说，“气得想要毁坏公物”，他说，自己也是。

在这一假想的行为之外，他遇到一点事，就按门铃、按电梯键，“使劲按”。

骑手的工作仿佛令他有了一个广角镜头，以前，令人不平的事碰到的少，他对自己说，这是个别现象；但开始送外卖以后，每天碰到好多人：“有商家，有顾客，在路上（看到的人）……”

闲暇时间，梁宁宁喜欢点开一些资讯平台类软件，点进去看一次“骑手”新闻，就不断地给他推送类似的——总有骑手被“欺负”的新闻和短视频。

梁宁宁想起，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大半夜的，电动车不小心拖拽了别人手里的拴狗绳，惊吓了狗。陪着狗主人散步的一个人怒骂他，骂得他报了警；来了，抚慰两边的情绪，他就没有坚持让对方向他道歉。事后，他又有些埋怨自己，觉得没保护好自己的尊严。

他经常跑平台的一项“拼单”服务，在这个小程序里“团购”外卖，价格比一般外卖低。他又觉得，这服务对送餐的骑手不太公平。接到这样“拼单“的配送任务，骑手要给附近好几个参与拼单的人送餐，到手的配送费不及一单一单送的费用高：“但我也想（占）便宜。”

有一些事在他心里动摇了。梁宁宁逐渐想起来，自己小时候有多么较真——中考结束的那暑假，县城里有一个技校组织一些初高中毕业生到外地工厂里打零工，他也参加了。等他读了高一，工资到手，发现被克扣了一部分。他用打工的钱买了个手机，上2G网搜县里劳动局在哪儿，到了又发现已经搬走了。他硬是打110问到了劳动局的新址。

他记得，劳动局的人帮他协调，学校多发给他200元钱，也不是被克扣的全部。

梁宁宁当时读的是县里的普通高中，学习气氛不浓厚，背文言文颠来倒去，也不喜欢。出去打工的时候，他在外地的书店里买到几本讲经济和创业的书，很感兴趣，觉得学校里教不了这些；于是就辍学出来，想到处看看。

他记得，自己年少时与朋友们争论过，成功凭什么。朋友说，凭人脉。他觉得，应该是凭智慧、凭远见。

他一度在南通与家人一起开了一个家纺作坊，整天忙个不停，后来，有一个客户说货质量不好，一笔钱拖着没给，把他的小生意拖黄了。他没别的办法，进厂当了普通工人。

梁宁宁说，自己生意失败之后喜欢找一些哲学书看，面对自己理解不了的遭遇、形形的人，他疑惑一个认识论问题：“为什么我是这样想，他们却是那样想？”

更令人疑惑的，可能是改换职业之后，他自己身上发生的改变，梁宁宁曾经有些死板地相信规则：“以前即使没人，我也从来不闯红灯……”

电动车停放争议

只要还有人在，就能在系统的缝隙之中，产生一些对策。

比如，与梁宁宁同属一个站点的安哥对我说，被梁宁宁告了状的小区在骑手之中，是避之不及的，他们确实给这小区起过一个差不多意思的绰号。平时接到里面的单——“能转就转，不能转就报备踢（取消）。实在整不出去，硬着头皮送。”

安哥描述，等骑手到了附近，宁可打电话给顾客：“不好意思啊，您的餐丢了，我赔您钱吧。”他们用微信跟人私了，自己把餐吃掉，也不愿意超时，连累后面跟着的一长串单。

较“温和”的解决办法是一路上闯红灯、为了抄更近的道而逆行。“这样很容易出交通”，他们的“工友”钟姥爷说，“小区进哪一个门都是小事，公司要是能给我交保险是大事。”

骑手望海说：“（我们）向公司也反馈过啊，12345啊，社区啊，我们都反映过，别的地方配送时长给骑手的是30分钟，那你这种难送的小区、需要走进去的，那就要给我们50分钟，对吧，要不然呢，这样订单的小区有个指定的地方（放）。”

代理这起案件的北京爱申（朝阳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飞对我表示，今年7月，第一回看见梁宁宁，他穿着骑手服，说自己不能进小区的前后经过；刘飞听了，先劝他走行政途径投诉，梁宁宁说，找过街道工会，没给解决。刘飞表达一个意思：“即使最后认定了，可能执行起来困难，而且被告只是一个小区，你遇到下一个小区，又怎么办？”

梁宁宁坚持，想要一个法律上的定性。

刘飞坦言，这起民事诉讼涉及一般人格权与小区物业管理权之间的争议。他解释，一般人格权不同于肖像权、名誉权等具体人格权，没有明确的概念。因此他最初听了案情，感到为难。

但是，律所同事们能体会梁宁宁的感受，在采访中，刘飞突然想到，接到这讼的那段时间，有一则社会新闻很火热：云南部分旅游团禁止律师和记者参团，大概觉得这些职业的人喜爱挑刺。

刘飞表示，梁宁宁后才开始找律师代理，之前，他生着闷气独自去立案庭，大约是网上下了个模板，照着填上1.2万元精神赔偿金——梁宁宁对他说过，如获得赔偿会捐给境况不好的同行们。

等到刘飞和同事今年7月去现场调查，这扇大门已经对骑手打开了，具体原因不知；本案7月24日开庭，被的小区物业公司辩称，大量骑手导致小区门前道路拥堵，“堵得非常厉害”，因此，不能让他们把车停在这里。刘飞说，在现场看过，骑手引起的拥堵不严重，主要是网约车停靠问题。双方就一些图片和视频辩论，难以达成共识。

9月28日，我在商圈外十多个骑手之间找着梁宁宁，他戴着遮阳用、遮半张脸的面罩，在群骑手中，完全认不出来。这是中午送餐高峰期的末尾，商圈门口将停未停着好些电动车。

各个小区与商圈附近均吸引较多电动车，有停放需求。

次日，我到梁宁宁的小区走访。西门已向骑手敞开，一些电动车停在居民进出与网约车落客的区域，看上去有些杂乱。保安表示，现在西门的规定是，业主和访客骑车进，外卖员只能走路进，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东北门保安说，这个门都能进，按他想，大门不让骑手进的原因是里面没那么多空间停放电动车辆。

被梁宁宁的小区正门侧面。

其实，这小区还有一个更难找的南门，这时候能进外卖，但不能送快递，保安解释，要是运送快递的小车也在这里停：“不得堵死了？这里还有孩子上学。”

发稿前夕，我们根据书信息多次向该小区物业致电、发短信，未获得回复。

就一些大型小区及商圈附近的道路拥堵，多名法学家、城市规划专家表示，《物权法》及各法规、条例并未明确前述主体辟出对应区域解决骑手、快递员的停车问题。

一名专家表示，他认为，妥善处理车辆的责任主体是管理这些骑手的物流企业，关于小区是否应当为其门口无序停放电动车的问题负责：“这是一个（小区）私权与（市政）公共权力交叉的地方”，立法层面而言，对小区规划与管理管得太严恐不太现实。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安哥、钟姥爷、望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