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体制内女性而言,进入体制只是换取了一张优质婚姻的入场券。而对于体制内男性来说,拿到编制,就约等于站在了相亲金字塔顶端。
来源|中访网
作者|一杭工作室
刘慧本以为,考上家乡的公务员就是成功上岸,没想到在亲人们的眼中,找到一个好老公结婚才是上岸。
县城剩女,“体制内”特点明显
1996年出生的刘慧,在家人们的眼中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龄剩女了。对于家人们来说,她考公上岸的喜悦早就随着年龄的增长被冲淡,现在她已经成为父母口中的反面教材。每年佳节都难逃父母的焦虑和抱怨,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场精心安排的相亲战局,以及相亲失败后家庭法庭的审判。
给她介绍相亲对象的阿姨表示:“男女配对就像工厂流水线作业,把双方条件往桌上一摆,跟配零件一样,找个接口相当的,一配就是一对儿。”“你条件好,是个公务员,要是再找个公务员老公那这辈子可就享福啦~”
其实,像刘慧这样的“体制内剩女”并不少,在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发布的《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论文中,作者欧阳静通过采样调查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其中女教师是剩女主体,县乡女公务员呈现出越剩越多的趋势。”
对于刘慧们来说,自己存在的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在体制里,领导热心介绍对象是常见的事,碍于工作和人情,刘慧们并不好拒绝。在县城生活圈中,个人生活、情感和工作交织在一起,你住在哪里,父母是谁,另一半是谁,都会成为你这个人社交关系的一部分,个人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反而变得边界模糊。所以,刘慧们“体制内单身女”的身份,也可能成为被人推荐相亲积攒人情的资源。
刘慧想要的并不是这样。守着近乎静态的工作和生活,她确实渴望和新鲜,但这种和新鲜肯定不会来源于相亲后的婚姻。在她看来,相亲婚姻无疑是一种资源的互换,是明码标价的一种交易,她既不想牺牲自己全了别人的情面,也不想碍于父母草草步入婚姻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
过了年,刘慧就28了,离30岁只差两年,在父母的眼中,那是一条警戒线。但刘慧已经并不害怕,“或许过了30岁就好了吧。”在婚姻市场上,过了30就不再是“优质资源”。父母的“放弃”,才能让她获得自由。
县城大龄剩女VS大城市剩女
“县城剩女们”的背后,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大量优秀青年人才的外流导致这些地区的青年人才结构不平衡,和体制内青年人才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
在《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一文中,作者认为,县域的体制内“剩女”主观上也有积极寻找配偶的意愿,梯度选偶理论仍然在主观上主导着女性的择偶观。绝大多数女性不愿“下嫁”给体制外男性,而大多数优秀男青年不愿回小县城工作,导致县域体制内适龄男性数量少于体制内女性。
因此,对于体制内女性而言,进入体制只是换取了一张优质婚姻的入场券。而对于体制内男性来说,拿到编制,就约等于站在了相亲金字塔顶端。
性别失衡的现象,在不同地区之间是不同的。但在大城市相亲市场和县城相亲市场里,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高质量单身女”不愿意向下兼容,都面临着庞大的女性与少数高价值男性的不匹配困境。当然在基础婚恋市场,则是庞大的男性与少数女性的不匹配。在这种高度不对等的情况下,相亲,被动成为一个男女都颇感不快的话题。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与社会结构变迁有关。早年间“重男轻女”种下的因,如今结成了果。再加上产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流动性的加快,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社会思潮无形变化,更多职场机会向女性开放,女性可以在职场上实现人生价值而非婚姻之中。
因此,对于“大城市剩女”来说,陌生的大城市给了她们喘息的空间,不用直面两代人婚恋观的割裂,不用为结婚而结婚,为条件而结婚,为养老而结婚,为社会承认而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