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这篇文章发端于一件再小不过的善事,杭州的冬日里,一个中年男人跳下河,救了一只猫。网传视频里,男人是个特别的流浪汉,他有行李箱、有吉他,在救猫上岸后还连连感叹:“我对这个社会还是有点用的”。
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又为什么这件事感动了那么多人,抱着这样简单的好奇心,我来到杭州安乐桥寻找答案。然而,故事走向完全不曾预料的方向。
文|梁京京编辑|周航
故事发生在冬月里杭州一个普通的晴日。小雪已过,严寒正在到来。浓厚的暮色中,一个中年男人脱去上衣,跨过护栏,跳入寒江。
岸上围了不少人,目光都落在河里,那个黑乎乎的动物,现在还有那个男人,他划了七下手臂,够到了它。“呦,是个猫。”男人双手托着它,拽着路人扔下的绳子,爬上了岸。“虽然不是人命。”他说:“但也是一条命啊。”
脱口秀演员梁海源在岸边拍下了这一幕。当时是晚上6点,他在河边背完稿,正沿着步道往剧院走,晚上那儿有他的演出。
这应该是附近的居民吧,梁海源想,现在他衣服湿了,要回家换。但男人转过身,径直走向旁边铺着的一床被褥。
原来他就住在河边,是个流浪汉。但又和别的流浪汉不太一样,他的床铺边放着行李箱,一把吉他,还有外卖和啤酒。
梁海源感到好奇,绕去对岸,想跟他聊两句。男人正在找干净衣服,一面又反复地说:“我觉得我对这个社会还是有点用的,我觉得我对这个社会还是有点用的……”说这话时,他并不带着凄凉、悲惨的语气,反而是欣慰的,甚至是有点愉快的。他也不向人说,不向人群说,只是自己这样低声念着。梁海源没来得及讲话,男人已经往隐蔽的树丛走去。
一周后,2022年12月4日,梁海源决定写下这个见闻。传播远超他的想象。点赞,24万个,视频播放,上千万次。作家双雪涛转发说:“好故事。”
人们猜测着救猫男人的过往:“有吉他,有罐啤,有纸抽,看得出来,大哥是个有故事的人。”那句“我觉得我对这个社会还是有点用的”引起了更大共鸣。“是有用的。”有人说:“有治愈到我。”
杭州连着下了两场雪,气温从20℃降到3℃,寒流正迅速占领城市,人们缩着脖颈走路。一个流浪汉决定跳下河救一只猫,这场营救为寒冷的冬日提供了某种暖意。
好几个记者找到梁海源,想听他讲那天的故事。梁海源也在想,救猫到底为什么让人触动。他记起好莱坞一位知名编剧的书,书名就叫《救猫咪》。“书里讲了一个简单的原理,比如在一个电影里面,有个反派人物,他可能做了一些坏事。但如果这个坏人,他去救了一只猫咪,观众就会对他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印象的转变。”
演出结束的第二天,梁海源曾回到河边,找救猫的流浪汉。降温后的傍晚,桥下暗得什么也看不清,只见几个人缩在被子里,梁海源分不清谁是谁,还是没跟那男人说上话。
他看起来的确不像流浪汉,日常戴黑色红边毛线帽,穿黑色布鞋站成外八字,双手习惯迷彩裤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清瘦和利落。
他总是醉着。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拿出小瓶装的国窖1573,面前摆着这天的晚饭:卤鸡腿、炒包菜和一份米饭。他把酒倒进水杯,先是国窖,整瓶倒完,再倒雪花啤酒兑着喝。
这些天,对于陌生人的拜访,他已经见怪不怪,“你也是记者?”嗓门很大,“光是记者已经来了4个。”他不用智能手机,提起那个让他出名的脱口秀演员,他说:“脱口秀我知道,周立波嘛。”他想知道我来打探什么,我问了救猫的事。“猫掉下水的时候我在喝酒。”他说。几句就说完了。“救个猫嘛,小事。”
我确实有更好奇的问题,我想知道他是谁,为什么是他救了那只猫。但那瓶价值100多块的国窖让好奇发生了转向:一个喝得起国窖的人,怎么在流浪?
他拿起酒杯,话就不断。“流浪人员,每个人到这一步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包括我。”他说。
不需要再提问,他的故事流淌出来,就像早就等待着现在。接下去,我听到了一个百万富翁主动选择流浪的故事。
他叫吴清宾,58岁,湖北仙桃人。如果往前追溯,人生的前半段,平平无奇。差三分没考上大学,他去山东当兵,到北海舰队做潜艇兵,在部队待了八年。1990年,26岁,回家结婚生子。
之后他到浙江打拼,在宁波收购洋垃圾(衣物),到杭州龙翔桥摆摊售卖。赚到钱,在杭州开了间转口贸易公司,把电机经香港卖到国外,公司最多时有近90名员工。
2002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觉得转口生意很难再干下去,卖掉公司,换了笔钱。2004年,他开始流浪,去过北京、上海和香港,一直过着和现在差不多的生活。“这样活得蛮真实。”他说。
他每天大概花100元,喝酒、抽烟、吃盒饭。把物价上涨也算进去,他估摸着,口袋里的钱,用到80岁没什么问题。而且,他悄声讲了个数字:“到80岁,至少还剩下200万。”这200万留给儿子。儿子2010年考上复旦大学,在上海工作,2017年在浦东川沙买了388万的房子,房子的首付也是他给的。
“我犯过错误啊。”这是他的口头禅。这错误,我想,大概指公司决策上的。他感慨,当时要是沿着创业的路走下去,现在回到老家,多的不说,拿出个两、三千万是很轻松的。
这错误又或许指的是感情。他说,2004年,妻子跟他离了婚,那是他频繁提起的“人生悲剧的来源”,也是在那一年,他开始流浪。
这就是吴清宾的“百万富翁”的故事,行人也驻足听着。一位路过的街坊为他惋惜:“我成天在这儿经过。人家都以为流浪的人很不体面,他们看上去真的很体面的。”她想知道他怎么落得这般境遇。
昨天来的4位记者中,有人回去把它写了下来。今天,同样听了故事的一位记者有点迟疑,“你有什么感受?”他问我。
“不太确定。”我说。
“百万富翁”睡觉的这个地方,叫安乐桥。南宋时期,谋士王佐在东河边建了王府,为方便民众往来,建了这座桥。现在,安乐桥只作为地名而存在,隐匿在川流不息的西湖大道下,冬日里成了流浪者的集聚地。
很冷的时候,安乐桥住15个人。乔风数过,夜里1点多钟,做日结工的人都回来以后,他左边睡6个人,右边睡8个。
吴清宾的床铺照片在网上被人看得仔细,有人因为床边的一把吉他,对他的过往又添了好奇。实际上,这把吉他属于他的“邻居”乔风,行李箱也是乔风的,除此之外,他还有安乐桥唯一的睡袋和电饭锅。
乔风35岁,也来自湖北,以前做群众演员,2022年上半年离开横店,辗转来到杭州。他在安乐桥落脚,原本带点“避世”的想法。现在也没法清净了,来听故事的人总站在他俩的床铺中间,“百万富翁”的故事,乔风听了最多遍。
却不像我那么惊讶,“我不在意这些。”他说,毕竟大家都是这里的过客,此后也不会有交集,没必要对别人的故事做评价。
安乐桥的居民,大多不主动跟“邻居”搭话,互不过问是一项交际准则。他们白天散在城市各个角落,太阳下山,就回来睡觉。被子原本五颜六色,但风吹尘打,现在都显得灰扑扑,模糊如他们的面目。傍晚是生活氛围最浓的时段,下午5点钟,地下步道两侧的灯打开,乔风弹起吉他,吴清宾开始喝酒。隔了几个床铺的河南人,喜欢坐在被窝里打王者荣耀,因为和人产生经济,银行卡被冻结,他选择来到安乐桥。
吴清宾是这里最爱聊天的人,这天他喝着酒,聊起城里堵车得厉害,说到侄子在上海花70多万买宝马车,“结果还不如打的士、坐地铁方便。” “他就跟老婆商量卖掉,说买了个祸害……”
“你儿子买车了没?”我随口问道。
“买了。”他说:“他在我们老家武汉,在光谷上班。”
“他不是在上海吗?”
“在上海的是我侄子,是我哥哥的儿子。”
故事开始出现裂缝。浦东388万的房子首先“坍塌”了。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在安乐桥,故事得听很多遍,才好分辨。
拿吴清宾的另一个邻居来说,这位年过70的老人来自江苏昆山,关于他的流浪,我听过三个版本的讲述:他和家人不合,所以流浪;他没有儿女,所以流浪;他从前的营生——转卖火车票,被时代淘汰了,所以流浪。
再说那个安徽人,我在安乐桥碰见的第一个流浪汉。这个独眼的中年男人说他刚下火车,手机和身份证就被偷了,我借给他买回家车票的钱。后来才知道,他就没打算回家,至于还钱,更是没有消息的事。
傍晚时分,有许多散步的人经过安乐桥,其中一名50多岁的女人,她就听过吴清宾另一个版本的故事。站在吴清宾的床铺前,她像聊一件街坊轶事般告诉我:“他条件蛮好,国家一年要给他2万多块钱嘞。”
“因为我当过兵呐,国家给我补贴。”吴清宾解释:“我2019年办的中华人民,一个红卡,钱是打到这个卡上,全国都可以通取。今年我去查了下,好像每个月是1700多块钱。”
话被一个过路的中年男人打断了,男人以实证举例,他身边的复员同事每年拿到的补贴在500到800元间。补贴不同,倒不是什么关键问题。“关键是,有钱为什么要流浪?”
“清闲、自在,(人能)放开了。”吴清宾说。
“你弄个小屋,也能放得开啊。”过路男人说:“(这附近)单间就是花个1000块钱。”
“我租过房子,又怎么样呢?”吴清宾问:“不租房子,我不是照样睡得着?”
“肯定在你心里还有没说的话。”过路男人总结。
吴清宾不予置评。像是刻意维持“人设”,跟前一天一样,饭菜、烟酒整齐摆在床铺边。单这一点,足以将他和安乐桥的其他住户区分开。
每天晚上7点到11点,李山和张义总会出现在桥洞,寻找流浪人员并挨个询问:“需不需要救助?”
在安乐桥,如果说有人能告诉我故事的真假,我想一定会是这两个杭州本地人。李山套着反光背心,上面写“上城救助”。他们的职责是在4条街道范围内,尽量多拍下询问视频,传到名为“爱心天堂”的微信群里。
他们一个59岁,一个60岁,都住在附近。上城区救助管理站雇佣了他们,每小时给20元工资,目的是“引进社会力量参与流浪乞讨人员街面巡查劝导”。
尽管没干多久,李山和张义自认已经看清这份工作的性质,真正值得救助的人很少,职业流浪者,也就是“老油条”,太多了。乔风直说,他流浪的原因纯粹是想“躺平”。昆山老人在外漂泊已经有50年,靠家乡发的每月2000多元补助金生活。张义知道我轻信那个安徽人的谎话后,几次告诫我,要“举一反三”,“用得着你给钱?”
工作的第一周,李山和张义只救助了4个人,包括一个上过大学、长相白净的男孩。男孩以前在景区、剧场做舞蹈演员,疫情暴发后来到杭州,身份证、手机却被偷了。他只有20岁,身份、学历证明,都拿给李山看。李山私下托朋友介绍了一家医院后勤部的工作,一个月4800元,帮男孩离开了安乐桥。
一开始,他们的到来总让安乐桥的人们陷入沉默,后来渐渐有了信任,劝导工作还是不好做。他们给吴清宾买过酒——一瓶天之蓝以感谢他的配合。在安乐桥,吴清宾算很好说话的人。“身份证?看好了呀。我又没做错事。”“视频?拍嘛。有什么所谓?”他喝了酒,大咧咧的,不像那些沉闷的人,用被子把头蒙住,叫也不吭声。
李山他们来到安乐桥,最喜欢站在吴清宾的床铺前。乔风一般都弹着抒情的旋律,经常是《送别》《女儿情》和《会呼吸的痛》;吴清宾借来乔风的手机看电视剧《雪豹》,有时他也把路边的石凳当靠背,带上眼镜看《参考消息》;昆山老人一根接一根抽着烟,时不时停下来喝口可乐——他爱喝可乐。
气氛好的时候,仨人都无芥蒂地把身份证拿给李山拍,不是要救助,只是帮对方完成工作。
李山时常为这些脱离生活轨道的人惋惜,他劝乔风,别再“躺”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要去做重复的工作。”乔风说。李山开导道:“犯过错误的人,找不到工作,这个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心才更累。”
听到这儿,正在一边用手机看电视剧的吴清宾突然加入对话:“犯过错误的人,这个错误已经过去了。”他问:“老哥,为什么犯过错误,就不能原谅他?”
“为什么这个社会就不能原谅,就容不下犯错误的人?”他又问了一遍,但没人在意他的问题。
只有在这样含混的语境中,当话题离开他本人的时候,吴清宾才愿意提到他的苦恼。等到有人又正儿八经地提问,“你为什么白天不干活去呢?”他就又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我有钱,不需要干活啊。”
“流浪汉救猫”在网上传播的第5天,没人再来安乐桥拜访,对于营造故事,吴清宾也不再那么积极。“我当过老总,你可以不相信,也可以认为我是骗子。”他说:“但我自己觉得我还是个人才。”
这一天,他的侄子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在上海买了380万的房子。这个侄子买一双皮鞋,都要花1万块钱。
也许李山和张义知道故事的真相。“百万富翁的故事是假的吗?”我问他们。张义抬起头,干笑两声:“别问我,我不知道。”但他们决定带我去见一个真正值得救助的人。
一个90后,来自广东,车祸后落下跛脚的毛病。他不住在安乐桥,而住附近河边凉亭的窄凳上,每天在汽车轰鸣声中睡觉。他在杭州4年多,以做肖像模特为生,一天挣80到100元。受疫情影响,帮他联系画室的中介公司倒闭,他没了去处,靠捡塑料瓶和刷手机做任务赚钱。
我劝他,安乐桥的居住环境更好。那里没有风,更暖和,在地下也更安静。但显然,我提了个“外行”的意见。这名流浪者说:“在那里不太方便,有时候东西要被偷。”白天外出时,他把家当放在凉亭的角落,相比素不相识的流浪汉,他更相信环卫工人不会拿走他的铺盖。
他说的没错,作为一个外来者,我对安乐桥呈现出的“社区感”过于乐观了。后来的某天,刚做完日结工回来的河南人来向吴清宾他们借针线。河南人说,下雪前,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一包衣服不见了,他没有更多衣物,现在,裤子上的扣子又掉了。
每个傍晚,当吴清宾回到安乐桥,他做的第一件事总是锁好自行车,用一根长长的铁链,把它跟河道护栏锁在一起。这辆自行车,他逢人就介绍,捷安特的,18年前花800块钱买的。这是他从前有钱的一项证据。
每次和吴清宾见面,我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有那么多钱,为什么要流浪?”他的回答没变过,“我觉得我这样活得蛮真实。”6天里,他至少说了15次真实。
但“真实”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解释,只是岔开话题。有一回,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当兵的时候制度太严了有关系,把我束缚得太厉害了。”这段当兵经历,他反复地讲。“禁锢8年,几点钟吃饭,几点钟睡觉,几点钟看电视,都按规矩来,上厕所的时间都要报告。”他说:“选择流浪,我自己觉得不是心血来潮。”
他的酒快喝完了,讲话含混不清,语速比平常更快。“酒精是麻醉剂。”他说,喝酒是为忘记烦恼。
距离第一次讲述“百万富翁”的故事过去一周,吴清宾不再拿得准故事里的细节。他的公司做转口贸易,出口的商品不再是电机,而是“电子产品,二极管、三极管”,还有“服装、轻工产品”。他的公司也不再位于杭州,而在广州,员工没有90人,是40人。
至于流浪的原因,仍然是虚无缥缈的“真实”。但同时,他也开始提醒我:“其实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能彻底认识和完全了解的。”
“你所认知的我,和我前妻认识的我,我儿子、我哥哥以及其他人认识的我,都不是一个人。”他说,家人都以为他在外工作,没人知道他在流浪。他讲这话时,我们靠河站着,没有喝酒,他在难得的清醒之中:“连我自己,都无法认识自己。”
“所以也不需要去坦诚。”他说。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一直在骗我?”
“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不这么理解。”
“那为什么不能说出你的真实经历呢?”
“我又凭什么告诉你呢?”他说:“我的故事,为什么要告诉你?”
“被人看清楚了,在人心目中就没价值了。当今这个社会,没有谁可以看得清谁。”他说:“灵魂深处的东西很复杂。”
乔风好像更明白吴清宾话里的意思。“所有来到这儿的人,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共通点是什么,你看到了吗?”
“他们很无奈,他们都碰到了难处。”这是他看到的。
乔风跟我讲过路人注视之外更真实的安乐桥。某天,他在这里见到一个“小孩儿”,才18岁,下雪天只穿了一件短袖和一个外套。乔风心生怜惜,赶紧给了他一件毛衣、一床被子,见他什么都没有,他还打算在网上给他买个二手手机,可第二天,小孩儿就不见了。
这才是安乐桥的日常,人们一无所有,无名无姓,无影无踪,或许,也都有秘密无法袒露。
乔风也有自己的秘密。如果不是在6年前,在深圳做保安时偶然间看到那个令人心醉的吉他指弹视频,乔风说,他现在应该还上着普通的班,过着普通的生活。
以前乔风不喝酒,来到安乐桥,和吴清宾做邻居之后,他也买酒喝。他后来愿意亲近吴清宾,想学习他的开朗和乐观。他自己是悲观的,“我以后还要比现在糟糕很多。”
“我能看到命运的一角。”乔风不想说得更具体,“涉及个人隐私”。
人生的一半时间,他在监狱里度过。19岁时,就因抢劫罪、流氓罪、罪,被判了10年。
往后,用法律文书上的评价,可谓“劣迹斑斑”“屡教不改”。34岁,因为罪,判了1年,才出狱,35岁,因为破坏电力设备罪,又被判了7年。
2006年出狱后,他不停,不停地被拘留、劳教、判刑。偷的最多的,是几百上千的自行车,以及电动自行车上的U型锁。最近有记录的一次,2019年8月的一个晚上,他偷了电动车上的一份外卖。
这也是吴清宾的故事。救猫事件半个月后,在安乐桥跟他谈过许多次,我在网络上搜索他的名字时,意外发现“吴清宾”频繁出现在裁判文书网。姓名之外,家乡、出生年月日,每个信息都对得上。
在震惊中,一些让我困惑的细节,有了真正的解释。比如他曾经讲过很多次的当兵经历,那些被“禁锢的日子”,按照判决书,他应该是在监狱度过的。
又比如他对一些事的熟稔。有次,几个散步的街坊围在他的床铺前,热闹的时候,喝了酒的吴清宾更爱讲话。“现在杭州很多电动车,钥匙都插上面,锁都不锁,要偷的话,直接骑上就跑了。”他说:“但只要马路上有监控,监控把你的脸一照,人脸识别就知道你的身份证号码。”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多次提到自己“犯过错误”。为什么他不靠近任何人,并且评价自己为“圆滑”。尽管,他很清楚自己性格上的讨喜之处,“从3岁小孩到80岁老人,我都能打交道,不得罪任何人。”
但这真的就是全部真相吗?
春节前夕,我再次来到安乐桥。距离上次见面近一个月,吴清宾已经记不大清我是谁,他又说起年薪50万的侄子,说到自己流浪生活的真实和自由。
他剪了个寸头,人看上去更瘦弱,床铺边没再摆着酒瓶和外卖,但还像从前那样醉着,快到睡觉的时间,他只穿一条秋裤,站得晃晃悠悠。
两个穿着“上城救助”马甲的人也来了,却不再是李山他们。就在前一天,李山和张义辞了职。他们最初为了补贴家用干这份工作,但出于恻隐之心不停付出更多,买泡面都自掏腰包。回报却少之又少,许多流浪者根本不理解也不配合问询的工作,不止一次,他们说过这份干不长久。
原本跟吴清宾商量着一起过年的乔风,准备后天回家。“在这儿过年还是难受。”他说:“躺了四个月,终于躺烦了。”
“我是没地方去的。”吴清宾话来。在一种复杂的情绪中,我最终还是没有开口质问他判决书上那些事。
“他无家可归,知道吧。”乔风已经越来越熟悉他的邻居,这位“圆滑”的邻居没把他吓跑,他评价他:“根本不圆滑,反而很单纯。”
乔风倒觉得自己才复杂。他最近在考虑的问题是:“人的行为动作到底是由什么支配的,是人的大脑,还是心灵?”在安乐桥,没人跟他讨论这些。
猫落水那天,乔风也在岸边。在河对面,离得远远的,他吓了一跳,“以为是只鳄鱼。”等走近点,还是看不清。那时,乔风和梁海源的想法一样:找工具。他跑到旁边的灌木丛,打算找根棍子,但没找到。
吴清宾衣服一脱,直接跳下去,在场的人都觉得惊诧。乔风看见水里的动物“很鼓、很胀”,要不是有人下水,它马上就沉下去了。猫后来据说被两个女孩带走了。她们回来过一次,特地给吴清宾带来面包,告诉他,猫很健康。
救猫是安乐桥的小事,他们都不记得那天到底是几月几号星期几。但吴清宾跳下了水,这是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
之前,乔风和吴清宾并不相熟,即便两人挨着住,乔风对这个中年流浪汉也只有模糊的印象:一个平凡的人,爱喝酒,喝了酒有点不靠谱。
那天,一份友谊在安乐桥诞生了。乔风给吴清宾买了两包烟,三瓶啤酒,悄悄放在他的床铺边。两个安乐桥的居民开始坐在一块儿,喝酒。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