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中美商务部长在北京会面。图源:CNN
编者按:
8月28日,中美商务部长及团队在深入交谈近4小时后,宣布成立一个由中美商务部门高级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并且都表示不希望脱钩。30日,雷蒙多在结束访华前表示,此次访华颇具成效,最大的成就是两国的定期沟通。为什么美国一边迟迟不肯取消对华额外关税,一边与中国继续往来谈判与合作?雷蒙多访华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做出调整吗?中美又将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高科技竞争?《凤凰大参考》专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张钰函博士,他基于2021年构建的数学模型,为我们剖析中美贸易和高科技关系的现状和走势。
核心提要:
1. 长雷蒙多此次访华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与中国商务团队成立工作组保持沟通和强调不寻求“脱钩”。基于决策论以及张钰函合作构建的数学模型,这会增加美方的预期净收益(可以理解为净利润);而如果美对华经贸“脱钩”,美国预期净收益将会大幅下降;同样,全面“脱钩”将导致中国预期净收益最小化。
2. 美国维持对华高关税的背景下,2022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并且至今双边贸易体量依然十分巨大,主要是因为中美深入嵌入全球产业链、美国公司的利益诉求,以及两国持续的双向投资。即使在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问题的情况下,很多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依旧坚挺。
3. 在战略高科技领域,美国大概率将继续寻求与中国“脱钩”,美国已在着力提升其芯片制造和清洁能源产业的产业能力。在中美竞争背景下,中国的5G和超级计算机产业政策有3条值得中国和任何运用产业政策国家借鉴的经验:重视产业链全环节、政府为主导和建立健全严格的监督机制。
对话丨宋珂嘉
编辑|宋珂嘉 姚福祥
雷蒙多访华最后一天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图源:玉渊谭天
经贸“脱钩”将让中美两国预期净收益大幅下降
《凤凰大参考》:8月28日,中美商务团队成立第一个工作组,由中美副部长级和司局级政府官员组成,并有企业代表参加。2018年贸易战爆发后,您用决策论(指的是为了达到预期目的,在多个方案中如何选取最满意方案的方法),通过数学模型,得出结论认为,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降低对华关税将会对美国有利,因为对华关税的提高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美国的预期净收益(通俗来讲就是能看得见的纯利润)。您之前提到,这个模型到现在依旧有效。请问您认为,工作组的成立,是否意味着您提出的模型应验?
张钰函:长访华传递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是建立一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主要目的是保持中美双方在经贸相关事宜的定期沟通,并且这个工作组计划每年举行两次副部级会议。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细节是,不仅负责商务的官员,负责文旅的官员也与雷蒙多进行了会面,因此这也意味着,接下来中美双方的沟通与进一步合作包括商务和文旅两大领域;第二是双方不希望全面脱钩。
这两个信息暗含了中美贸易问题的走势。实际上,在两年前,我与常晟教授发表的题为《Modeling the US-China Trade Conflict: A Utility Theory Approach》的学术文章中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对于你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非完全信息情境下中美贸易与高科技博弈模型。图自张钰函博士论文
我们建立的数学模型,对于双方建立工作组以及中美双方的建设型会谈给出的解释和答案是,这将会增加美国的预期净收益。同时我们的模型也表明,如果两国出现全面“脱钩”,中国的预期净收益会明显下降至最小值,美国的预期净收益亦将大幅下降,这也是,在我看来,双方均不寻求全面“脱钩”的主要原因。
《凤凰大参考》:美方如此选择,也是基于中美贸易现状。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甚至在疫情期间,中美双边贸易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长。针对这个问题,您在文章中给出了几种解释,不知道现在是否依旧奏效?
张钰函:针对中美双边贸易的趋势,我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美国的高关税政策并不能大幅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也是我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提到的,除非两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不然贸易不平衡会一直存在;第二,美国在短时间内会一直维持对华高关税,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保护美国内部特定利益群体,比如蓝领制造业工人等的利益,满足他们的诉求,二是从国际经济学角度分析来看,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希望通过高关税向中国施压以期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但是目前看来,美国此举收效甚微。而且从经济学视角来看,高关税对中美两国以及世界经济发展都是一种“负能量”。
在此背景下,我在文章中对于中美经贸的现状提出了三种解释,分别是:
中美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两国双向投资、跨国公司的利益诉求。
越南等国无法替代中国,美对中国经济信心依旧坚挺
《凤凰大参考》:我们观察到,在疫情期间,加上大国竞争的诉求,美国将一些产业链转移到他们的盟友或者伙伴国家。美国此举是否奏效,又有何影响?
张钰函:美国将一部分产业链转移到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减少对华的依赖,并且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力成本确实比中国要低。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中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劳动成本比墨西哥高,甚至是越南的近两倍,这也导致有些分析误认为这些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取代中国。
然而他们忽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尽管这些国家人力成本比中国低,但是他们的劳动力质量,目前来看,并不具备中国所具有的优势。第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产业链转移到了中国,但是具体分析看来,其中许多零部件依旧是从中国出口到越南和墨西哥,最后又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的。譬如,目前苹果公司产业链的部分环节已经转移到越南,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苹果在越南生产公司的供货商,我们会发现这25家供货商中,有近40%来自中国。
因此,我们的判断是,这些国家实际上很难完全代替中国。
位于墨西哥的制造业工厂。图源:Manufacturing in Mexico
《凤凰大参考》:剩下两个因素,无论是外资与贸易,还是跨国公司的诉求,都与中国市场密切相关。这也是大家现在关心的事,那就是中国经济确实遇到了一些小问题,这些投资者和跨国企业,是否对中国市场依旧有信心?
张钰函:虽然目前一些媒体和学者等唱衰中国经济,中国市场依然广阔,而且美国的许多企业也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绝大部分受访的美国企业,还有非美国的外国企业,都未决定将生产或采购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他们希望继续留在中国做生意。
这也就回到了最开始的雷蒙多访华问题。在雷蒙多访华时,一些美国企业表示,即使在中美竞争和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情况下,他们依旧希望在中国投资。这些投资不仅包括有形资产,也包括金融产品,比如购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
《凤凰大参考》: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来源于哪里?
张钰函: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市场广阔。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也就意味着消费者市场潜力巨大;第二,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可以部分替代中国,但是因为中国有劳工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这些国家暂无法完全取代中国;第三,中国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调动大量内部资源来解决其内部经济问题。譬如,从目前经济政策和数据来看,一些媒体和学者担心的中国目前的地方债务问题等会导致系统性的危机目前仍是极小概率事件。
2017-2022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情况。图源:安永年度外资报告
美国寻求对华高科技领域脱钩,并着力提升芯片和清洁技术能力
《凤凰大参考》:您在文章中提到,这个模型也适用于预测中美高科技竞争。能否请您在数理模型基础上,更通俗地为我们描摹一下中美高科技竞争的现状,并分析双方在高科技竞争中的优势劣势?
张钰函:中美科技博弈的大概趋势有两个,第一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方面,双方会继续持续激烈竞争,美国政府可能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然而在其它方面,比如能源环保领域,双方依旧有许多交流合作的机会。
图为万向美国能源项目的剪彩仪式。该集团总部位于中国浙江,万向美国作为社区嵌入型(community- based)公司推动了地方的经济和中美双边商务合作。图自:Photo courtesy of New Generation
中美双方各自的优劣势非常明显。美国方面的比较优势在于基础研发,并且一些掌握核心上游器件技术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又是美国的盟友,因此美国及其盟友在控制核心上游器件方面有比较明显的相对优势;相比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高技术领域的应用,中国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调动国内大量资本与人力资源,并且中国还拥有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
《凤凰大参考》:美国的对华科技政策中有一对张力,那就是经济的相互依赖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地缘压力。但是在对华高科技竞争中,美国的政策好像都是由国家安全主导的,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此过程中弱化了对华的经济相互依赖?
张钰函:我想引用雷蒙多的一句话进行解释,那就是:“在国家安全方面,没有余地进行谈判”,其实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类似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因素不重要,只是在安全与经济进行权衡下,在特定领域,安全考虑目前胜过了经济考量。
《凤凰大参考》:美国为了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脱钩”,需要不断加强美国国内能力,这也是雷蒙多的重要任务之一。结合目前中美竞争现状,美国急需提升的产业能力有哪些?为此美国进行了哪些产业政策的调整?
张钰函: 从拜登政府出台的政策以及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强调要提升供应链韧性。从数据来看,在过去30年时间里,美国的芯片制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亚洲国家,因此如果不提升产业链韧性,就非常容易受到一些外部冲击。为此,美国出台了《芯片法案》,投资39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芯片制造设施。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并不认为美国期待用完全的 “美国制造”来取代亚洲芯片,美国此举是在应对现有和未来的外部冲击;同时,美国急需提升清洁能源技术来应对气候变化。2022年8月,拜登正式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出台大量激励措施,提供高达3690亿美元的补贴,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在美国的发展。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设厂。图源:雅虎新闻
《凤凰大参考》:长期以来,中国都在使用和调整战略高科技产业政策。然而面对美国的制裁,超级计算机产业能够无缝调整,利用国内组件替换美国进口,然而5G产业却无法制造关键的上游核心器件。能否请您为我们解释这是为何?中国应该如何进行5G产业政策的调整?
张钰函:超级计算机政策其实从“863”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三十多年来,无论是产业政策制定还是实施都是相对成功的,因为政府层面对于这些政策设计非常周全。超算产业政策注重全产业链的发展,明确强调上游核心器件和技术的自主研发。相较而言,5G的产业政策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5G和超级计算机在技术属性方面有区别。更重要的原因是,产业政策对5G上游核心器件的基础研发关注不足,从而导致资本和人力资源很大程度集中在中下游(基建和商用)。在2019年之后,特别是2021年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了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许多公司和资本已经将一些注意力转移到产业链的上游。但是,从全景来看,政策比重还是更倾向于中下游。
中国超级计算机。
5G和超算的案例对于产业政策的设计有三条非常宝贵的经验:第一,对于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都至关重要的战略高科技产业,国家在进行产业政策设计时,不应忽视任何环节,并且核心器件和技术需要自主建设;第二,政府在指导和管理这些战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市场存在失灵。具体而言,政府要通过整合国家资源,利用国家实验室和学术研究机构,来进行前沿基础研究。需要强调的是,投资应该是“生产性投资”(productive investment)。在此基础上,纳入有技术能力的私有公司来参与研发;第三,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疏漏和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建立严格的监督和问责框架和机制。
1.China’s Economy and the World https://.yhinsights.com
2.The US-China Trade War https://.jstor.org/stable/26608823
3.China’s 5G and supercomputering industrial policies: A critical (comparative) ysis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1758-5899.13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