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经费的成果转化为0”引争议，大学“破五唯”究竟难在何处？

✪ 孙喜、刘玉妍

首都经贸大学

【导读】近日，广西审计厅公布的一则信息受到社会关注：某高校累计获得财政投入科研经费1.31亿元，实施科研项目862个，最终实现成果转化0个。这一现象，再次引发人们对高校科研体制的讨论。

2020年10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高校“克服唯论文、唯‘帽子’、唯学历、唯奖项、唯项目等倾向”，将“破五唯”确立为教育改革的指导性原则。“破五唯”体现国家扭转高校内急功近利倾向的意图，但“破五唯”也面临困难。

本文从“学科建设逻辑”切入，回顾国家层面的学科建设逻辑的演进历程，从国家、产业与大学关系的角度理解大学。计划经济时期的高校学科建设，遵照“按任务规划”的思路，优先满足现实需要、兼顾长期学科布局，明确“以任务带学科”，根据国家需求规划科技研发任务，且很多需求都表现为明确的产品形态。改革开放后，在国内需求和国际环境的驱动下，“任务导向”的建设逻辑逐渐被削弱，“以评促建”的思路应运而生，最终把大学引向“数量导向”的学科建设逻辑。“数量导向”和“五唯”严重挤压了真实的产业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指标式评估则在技术层面加速挤出效应。

作者认为，政府需要重新确立“任务导向”，每当面临外部挑战，新中国前40年的成功经验就会引导决策者重启或强化“危机驱动”的任务导向型研究，并赋予大学更多任务角色。“破五唯”是大学重建“任务导向”学科建设逻辑，更好服务新时期和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步。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4期，原题为《大学“破五唯”，难在哪里？——新中国高校学科建设逻辑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辨析。

大学“破五唯”，难在哪里？

——新中国高校学科建设逻辑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大学怎么了？

随着国内外形势剧变，国家对以大学为骨干的科技创新体系寄望甚高。在面向科技界的多个场合，总对科技评价“破旧”（“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立新”（“四个面向”）提出一系列构想。因此，2020年底《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重点人才绿色通道”，向服务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的科研人员倾斜，并要求高校“克服唯论文、唯‘帽子’、唯学历、唯奖项、唯项目等倾向”。

但“破五唯”的现实并不乐观。甚至有人直言，“高校院所对解决迫在眉睫的技术‘卡脖子’问题，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因为“国内多数大学现在的核心工作是鼓励教师发表学术论文，提高在各种评比和排名中的位置”。国家对此的判断也很明确。2021年9月，纪委国家监委公布对教育部组和31所中管高校委的巡视反馈，着重强调“服务不足”问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不担当/不足/有差距”等说法先后出现27次，在31所高校中占比近90%。

虽然大学科研经费与人员投入获得长期增长，也在各类规模指标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但是，这个中国创新系统中最大的蓄水池并未充分满足各方面关键诉求，也未能有效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甚至在新的“指挥棒”面前转型兴致不高。“破五唯”何以陷入这种困境？

我们将“学科建设逻辑”视为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它是层面驱动高校教学与科研工作持续进行的机制。这种驱动机制由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以及高校与国家创新系统其他主体的关系共同决定，因此具有范式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本文回顾了新中国七十多年国家层面学科建设逻辑的演进历程，通过将高校置于创新系统演进的制度框架中，我们试图跳出“就高校论高校（治理）”的很多流行议题（如行政化、国家干预），历史地从国家、产业与大学关系的角度理解大学。

▍“任务导向”逻辑的确立：计划经济时期的高校学科建设

1955年末，随着“一五计划”的深入，建设人才严重匮乏的问题显露出来。这迫使新中国的奠基者们开始考虑如何使科技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1956年初，《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编制工作正式启动，由陈毅、李富春负责。为了“照顾到科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这两个部分力量的合理的比例”，“其内容要包括：（1）必须培养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足以独立地解决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卫生事业和其他各个部门的技术问题的专家。……（2）同时，必须发展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接近现代先进水平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理论科学家”。总之，无论科研还是教育，都要优先解决现实问题、满足发展需求，这在规划纲要编制过程中被进一步明确为“按任务规划”的思路。

这一规划思路的确立，其实经历了一些曲折。早在1955年底，中国科学院就倾向于苏联顾问介绍的“按学科规划”经验。聂荣臻则指出，“按学科规划”思路有其缺陷：“一是大多数科学家还不系统了解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规划，不能使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也可能得到一批单项的科研成果，但综合起来却解决不了经济和国防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中国科学现状很不平衡，重要的缺门和薄弱环节很多，如果有什么科学家、有什么机构就规划什么学科，结果许多缺门和薄弱环节就不可能得到填补和加强。”因此，李富春在1956年1月5日致信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组，提出为了“使科学研究工作能满足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必须对科学研究的规划采取根本性的措施”，“必须向规划工业建设中的‘156’项一样，来确定迅速发展我国主要学科和重大专题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最终，最高决策层决定优先满足现实需要、兼顾长期学科布局：规划纲要中有55项任务是“以任务带学科”，根据国家需求规划科技研发任务，且很多需求都表现为明确的产品形态；第56项任务“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是“以学科促任务”，以学科原则规划少量基础研究。此后虽有争议，但任务与学科的关系基本稳定，“让少数人在完成规定的计划之外，搞一点自由课题”是国家可以接受的、为学科自主发展提供的最大支持。

这个基本原则塑造了中科院、大学和产业部委下属科研力量的分工。其中，大学需要同时面对教学与科研两条战线：一方面，“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生力量”，唯此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科技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同时注意基础学科和当前生产实践中所提出的科学问题的研究”，这就要求各院校基于自身情况，“努力使自己在某几门或某一门科学的领域内，逐步成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或中心之一”，并接受产业部门和中科院委托的合同研究任务。总之，高校的学科建设，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都要服务于高度性的指定任务：或与现成的、“有名有姓”（具体产品型号）的国家任务直接挂钩，或是满足各委托用户和行业企业对人才、产品的各种需要。更重要的是，“任务”本身的性从根本上压制了官僚集团的行政逻辑和科学共同体的学术逻辑，构成驱动学科建设的导向性逻辑。

这种“任务导向”学科建设逻辑的运行基础，是国家——经相关产业部委——对产业体系（特定产业的生产和研究单位）和高等教育体系（特定产业的部委院校和国家教委直属院校）的双向嵌入。使部委保持嵌入性自主的关键，是其高度行业化的知识基础。这些知识包括有关国家需求（任务）的知识、产业实践的知识甚至“谁/哪个组织适合做什么”的具体知识。这些知识嵌入产业端就构成国家工业行政能力，嵌入高等教育体系就支撑了国家教育治理能力。基于此，部委能够为特定行业的任务和整体发展负责，并凭借任务正当性、合法地选择、动员和组织胜任的任务承担单位；作为部委政策和任务安排的响应者，大学得以全方位地感知产业、了解现实，并以理论联系实践的方式推进教学科研。

在任务攻关过程中，主管部委需要有效组织行业内的厂矿企业、研究单位与大学、中科院相关院所展开“会战”。尤其是在那些缺乏可靠参照或成熟经验的大型工程建设、新产品开发“会战”中，大学兼顾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多学科综合的优势就体现出来。典型如60年代的高精度精密机床攻关和合成橡胶技术攻关、70年代的葛洲坝水电站用水轮机组开发项目，都有多所高校参与“会战”并做出贡献。

作为行业教育负责机构，部委组织教材编著，促进局部任务知识向全行业扩散。一机部就在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组建高等工业学校机电类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由部长在全国范围内聘请相关专家担任各专业教材（分）编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受聘专家要么在抗战时期就参与了后方工业建设（如金希武等人），要么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的若干重大建设任务（如田锡唐等人）。

任务还成为大学和产业彼此信任、深入合作的契机。早在50年代末，三机部（后来的航空工业部）下属院校就了解了航空工业局飞机设计室的需求，持续开展机翼翼型研究，并成功用于后来的运输机、教练机。而规划纲要提出的“合同研究”，在80年代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政策背景下井喷，并在90年代初达到巅峰：在几乎所有的工科门类，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都成为部属高校整体科技经费的第一来源。

▍“数量导向”与“任务导向”的兴替：改革时代的高校学科建设逻辑转换

改革开放着力改变计划体制下政府“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那些确保“任务导向”逻辑得以运行的制度基础，大学学科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首先被削弱的是“任务”本身。历史地看，1956年规划纲要旨在解决一系列事关新中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这不仅从根本上决定了科学国家化的任务组织形式，也决定了任务的正当性。但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留下的大国框架（工业体系的规模、国防力量的提升以及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再加上国际环境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明显缓和，大大削弱了从层面定义科技任务的必要性，为新的任务定义方式创造了可能。

其一，任务定义权旁落。与陈毅、李富春牵头制定规划纲要不同，《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由国家科委牵头制定。这决定了它与产业现实的距离，并最终变成一个“由科技界自己完成的，并主要由科技人员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审议通过”的科技规划，它反映的是“个别科学家或科学家团体的特殊兴趣”，直到被压缩为“六五”科技攻关计划。

其二，任务目标短期化。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科技攻关任务的政策导向转变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达到自主开发”的模式。但是，“如果放弃自主开发，就没有任何工业和企业能够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国产化’的阶段走到‘自主开发’的阶段”；这就大大削弱了高校、院所参与“国产化”攻关任务的正当性和积极性。

80年代之后，以政企分开为目标、以裁撤产业部委为手段的历次机构改革，彻底改变了“任务导向”逻辑运行的国家结构。1998年之后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连续三次调整部委院校行政隶属关系，不仅配合了机构改革，也解决了部门办学体制“小而全”、资源分散的问题。这最终塑造了今天中国的高校管理体制，尤其是部属院校体制。今天，120所部属高校中教育部直属高校有75所；工信部直属高校只有当年国防科工委下辖的“国防七子”；国家卫健委直属高校只有北京协和医学院，还是教育部与卫健委双重领导。

这些改革使国家能把过去分散的资源投入握成教育部一个拳头，持续加大高等教育投入、降低企业资金占比。虽然从全国高校的科研经费总额来看，企事业单位委托资金占比只从1998年的44.5%下降到2007年的38.4%；但同期该指标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却从55.6%骤降到40.4%。填补这个巨大缺口的主力是各种不带具体任务目标、不与特定需求挂钩的学科性科研经费：教育部系统（含各级教委、教育厅）的科研事业费和主管部门专项费，以及不断扩容的各级科学基金。其中仅前两项的占比就从24.2%增至33%。如果把地方院校算进来，教育主管部门支持的学科性科研经费的占比增长更为显著，并在2019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8.8%。

创纪录数据的背后，是中国政府以美国为榜样、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但二者又存在一些根本差别。虽然美国大学研发经费中的政府经费占比常年超过65%，但美国教育部从不承担科研事业费，甚至除了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约15%的高校研发经费），整个联邦政府都没有学科性科研经费；美国政府对高校的研发投入大部分出自国防部、能源部、NASA、NIH，但它们都与特定任务挂钩。我国教育部系统的学科性科研经费，则是在基于任务的高校研发资助体制被破坏之后，作为一种代偿机制出现的。但裁撤产业部委、调整高校管理体制，不仅打断了高校联络产业的体制内纽带，还导致体制内与产业相关的专业知识严重流失。这加大了产业界在创新链前端获得有用知识的难度，也迫使大学尽快找到新的学科建设逻辑。此时，“以评促建”的思路应运而生，最终把大学引向了“数量导向”的学科建设逻辑。

2002年起，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学位中心”）开始组织全国高校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其初衷是推动面向市场经济的大学建设，并因此定位于：（1）引导大学明确建设目标，树立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实施以需求为导向的观念；（2）为教育主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协助其从“运动员兼裁判员”转型专职“裁判”；（3）以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间接调控引导高校间良性竞争与合作，即“以评促建”。

但在履职过程中，学位中心在知识结构和社会网络方面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相关负责人几乎全部来自大学或教育部，这使学位中心与产业界高度脱钩，因此难以掌握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知识。这就决定了通过学科评估赓续“任务导向”之难。面对学科评估这个新生事物，学位中心也要学习：评估什么？如何评估？因自身历史渊源和社会网络都在教育系统，学位中心回答这些问题的知识主要来自大学。在历次评估准备阶段，来自教育系统的“学术精英”——拥有各种“帽子”的学科专家、高校研究生院院长和学位办主任甚至省市教育厅代表，就成了学位中心的重点调研对象。直到2012年，部委和产业人士才有机会参与第三轮学科评估，但也只是在指标体系成形之后的调查问卷中评价大学的学科声誉、社会贡献与毕业生质量。即便如此，当年参与问卷调查的约5000名专家中，这些“外人”也不足500人。

此时的学术精英群体已不是当年把任务经验编成国家教材的那批人。学术共同体的运行逻辑变了：双向嵌入的、“懂行”的产业部委消逝了，“任务导向”弱化了，学术界的封闭性和内聚性提高了。结果，“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的“正确”地位不复存在；即便是强调应用导向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通过同行评议机制遴选课题，这使其资金分配日益受到学术精英群体偏好与旨趣的影响。

这意味着，随着“任务”代表的逻辑的式微，官僚集团的行政逻辑和学术精英的学术逻辑，成为塑造学科评估、设计评估指标的主导逻辑。此时，学科评估选择了一种剥离产业内容、就学术论学术，甚至最终以“数量”指标“填表”的方式。由此来看，学科评估的“指标癖”特征反映了金融逻辑的共性——抽象产业内容（脱实向虚）、换取数量指标（绩效主义），是“由财政部和央行负责政策协调的国家创新系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

此后，随着政府将学科评估结果作为一种事实上的拨款决策依据，高校参与学科评估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随着学科评估的扩容，行政与学术两种逻辑共同塑造的“填表”锦标赛在中国大学中影响日盛，直至在专业、层次、区位各异的高校中全面确立起“数量导向”学科建设逻辑，所有高校都全力美化学科评估关心的论文、基金、奖项、领才、师资队伍结构（如拥有博士学位专职教师的比例）等指标的“数量”。学术精英因其“帽子”身份和奖项优势，成为各级“参赛”高校争夺的焦点。对英文论文数量的追求，则从最初个别学校的秘密武器变成信众广泛且无差别的拜物教。

但学科建设的另一些重要侧面并未得到充分反映，例如体现时代特征的本土特色教材建设投入不足、学术译著等更普惠的知识交流方式被直接忽略。而剥离产业内容的学科评估和日益学术化的科研资源分配结构，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学开展产业协作的动机，也破坏了国家创新系统整体效能。尽管高校热衷“成果转化”，但产业界却怀疑这是“山上没柴却要使劲研究如何磨刀”。一线地方官也坦言“深圳一开始就避开了成果转化的模式……这使得创新投入产出的效率出现了极大的改善”。负责重大科技任务的产业部委也不满意。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端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的负责同志发现，在2008年专项启动之前，全国高校只剩两个团队还在坚持做与机床密切相关的、面向行业的研究和项目；即便经过专项十年锤炼，真正愿同产业界走到一处的团队仍寥寥无几。总之，“数量导向”和“五唯”严重挤压了真实的产业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指标式评估则在技术层面加速了这种挤出效应。这也是2020年底科技部提议“需求方出题、科技界答题”，但响应者寥寥的根本原因。

▍“数量导向”学科建设逻辑对大学的全面重塑

“数量导向”学科建设逻辑逐渐改变了中国高校的行为模式，并从根本上改变了高校同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学生。“数量导向”学科建设逻辑与教学工作难以度量、长周期的特征之间的矛盾，使教学或人才培养环节成为指标化学科评估中难以拉开差距的“鸡肋”。伴随着“数量导向”的日益强大，人才培养甚至不得不服务于填表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这使研究生培养体系日益学术化，逐渐脱离了社会经济各类用户对毕业生“掌握科学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要求。无论是各高校论文发表与研究生毕业挂钩的“土政策”，还是一度饱受诟病的工科教育理科化现象，都是人才培养学术化的表现。尤其在博士培养环节，导师和高校打造“学术接班人”的出发点，导致博士培养体系中实践能力与产业认知教育严重缺位，限制了学生成为“多面手”的可能，也加大了企业将应届生塑造为产业人的成本。这是我国博士非学术就业远低于欧美的重要原因。

教师的情况也不乐观。虽然学术精英热情高涨，但整个高校教师队伍的科研积极性却明显下滑。图１对比了全国不同类型机构中研发人员的投入强度（研发折合全时人员当量/研发人员数量）：有别于科研院所相对稳定的表现，高校教师的科研强度在生师比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呈持续下滑。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学老师会选择“躺平”？一个原因是高校对学术精英的迷恋与追逐，导致内部资源分配失衡，各种官方人才项目的年龄要求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因为“只要38岁没上优青、40岁没评上杰青……就意味着所有资源跟你说拜拜了。你上了之后就可以有很多资源”。另一方面，学界日益庞大的发表需求、相对有限的期刊资源和基于引用率的期刊评价体系，使全球学术期刊都将学术精英看作重要的选稿标签。这使“学术精英”“院校领导”的身份成为合作发表的稀缺资源。但有幸参与这个“大花轿、人抬人”的过程，并将其转化为职业成功的后辈学者永远只是少数。此时，对绝大多数“科研孤儿”来说，“躺平”反而成了应对不公平竞争的合理策略。

更可怕的是，学校也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因为钻进“填表”的“铁笼”太香了：只要努力按照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来塑造自己的制度框架，激励大家提升“填表价值”，大学就不愁经费支持。由此导致今天中国高校学科建设中的诸多乱象。比如人才与成果评价的“以刊评文”问题，就与很多高校自主评价能力不足有关，这使其只能将评价权力交给学术期刊，也就把“代表性成果评价”“按贡献评价”等政策指向挡在了“最后一公里”。再如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招聘中的“按表布局”现象，根源也是指标式评估对“学科结构的优化、学科方向的凝练、学科组织模式的创新”等全局性议题的漠视。这就使高校领导更愿优先发展容易出“成果”的学科和学科分支，进而塑造了学科之间甚至学科内部各分支之间的“鄙视链”，也拉大了高校研究与现实需求之间的鸿沟。而“按表布局”形成的人才结构和干部队伍，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小众学科和实用主义研究范式“破五唯”的阻力。

▍“任务导向”逻辑的复兴：“破五唯”如何破局？

尽管在大学中持续扩散近二十年，但“数量导向”从未取代“任务”在决策者心中的地位。上世纪90年代，科技体制改革告别“危机驱动”，工业研发体系历经深彻改革，但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了中国政府对任务导向型研究的投入。2006年的自主创新战略进一步推波助澜，并以重大专项等形式使高校重返国家任务。新时期以来，总每次谈及科技工作都会强调“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国家战略导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每当面临外部挑战，新中国前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就会引导决策者重启或强化“危机驱动”的任务导向型研究，并赋予大学更多任务角色。今天，“破五唯”“双一流”“新X科”等理念和相应的政策文件，都充分反映了从层面重新确立“任务导向”的需求和努力。

但“任务导向”的合理性不止源于经验上的有效性，它也不只是“危机驱动”的后果。与“数量导向”相比，“任务导向”是一种追求“有用的科学”的知识生产逻辑：它使科研议程设置、跨界知识流动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等学科建设环节，都在现实需求的引导下建立起一种“基于产业”的逻辑，并因此获得内生于经济体系的发展动力，以避免自主性缺失、供需脱节等问题。这种由任务或需求驱动，而非学科或学术驱动的学科建设逻辑，使“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在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绝非简单的呼吁，更是应对大变局的应然选择。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巨大变化，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今天的“任务导向”学科建设逻辑绝非计划经济时期“任务导向”的翻版。

首先，要重建大学与产业界的良性互动机制，解决“任务/需求从何处来”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产业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双向嵌入结构逐渐松动，微观市场主体的自主性与复杂性逐步发展，这些变化将极大丰富任务定义过程的层次性。一方面，由于制度惯性，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的重大科技项目仍是大学参与任务的重要途径。但要根治这类任务的“学术化”倾向，就要把任务定义权从学术精英转移到产业界，尤其是企业家和技术带头人（CTO、总工程师）手中。这也决定了重组科技部、强化产业部委科技治理能力的意义。另一方面，本土一流创新型企业大批涌现的现实，使自下而上的、以企业为甲方的合作/合同研发成为更加去中心化的任务来源。但这有赖于打破“数量导向”逻辑下对纵向课题（财政出资项目）与横向课题（企业出资项目）的制度性歧视。这不仅有利于实现科技投入多元化，也是解决科研项目异化、评审“打招呼”等问题的根本出路。

其次，要基于任务导向价值观，调整大学的人才与科技评价导向。“任务导向”不是要大学取代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直接出样机、出产品；而是要大学更加关照真实世界，为任务提供有效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并以任务为契机、以国情为基点，实现科研议程设置的自立自强。这需要大学在人才与科技评价中学会用任务和学术两把“尺子”，重点评估成果产出端（而非现在投入产出一把抓的模式）的代表作质量。一方面，引入任务“出题人”（包括政府任务主管部门和产业界）视角，考察大学科技工作者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而非专利）和其他智力支持（如政策咨询）等代表性案例中的具体贡献与成效。另一方面，强化理论研究成果，尤其是基于中国现实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人才评价中的指标性作用，以激发更多科技工作者投身“中国学派”的科研议程设置，为西方学术“搬运工”式的研究降温。但一切转变的前提是教育部在正确方向上积极作为，而非任由学术精英在学科评估之后的制度真空中延续长期形成的行为惯性。

此外，还要着力加强制度建设和学风建设，引导更多科技工作者参与任务导向的有组织科研。目前，新旧范式切换导致诸多制度真空，比如国家级预警期刊目录迟迟缺位，导致发表环节投机之风日炽；对代表作制度的语焉不详使论文署名乱象愈演愈烈；科协推出的中英文高水平期刊目录得不到高校积极响应，导致国内外期刊“同等对待”的政策初衷难以落地；各种人才“帽子”已经变成高校人事管理的新目标和高校间人事流动的重要参考，但“数量导向”下评出来的“帽子”能否胜任任务和有组织科研尚待观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关主管部门跳出少数人的“小圈子”，更好地倾听一线教师心声，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式寻找高校科技评价与治理机制的“最大公约数”。期刊建设也是学风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激励更多中文期刊弘扬正气、奖掖后学、建设学术共同体，一方面需要跳出以引用率为核心的西式评价标准，探索构建适应当前国情的期刊评价指标；另一方面也要适时改造匿名审稿制，避免其在人情社会和马太效应中过度走样。

总之，“破五唯”是大学重建“任务导向”学科建设逻辑，更好服务新时期和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步。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破五唯”再疼，也是知识界必须直面的必答题。只有迈过这道坎，中国知识界才能彻底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重新认识和定义自己的历史价值。到那时，今天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许会发现，在“破五唯”的涅槃中，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4期，原题为《大学“破五唯”，难在哪里？——新中国高校学科建设逻辑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