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面壁穷经一甲子 "90后"扫地僧最大的遗憾是……_甘肃

原标题：白首穷经，透过这场热门展看“90后扫地僧”的敦煌往事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郭婧

这个暑期，“文明大观：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特展频频出圈。大家疯狂点赞复刻版莫高窟第285窟、北凉高善穆石造像塔等国宝级文物、专家团讲解等体验服务。浙江的观众尤为欣喜，因为展览特别开辟了一个单元叫“敦煌与浙江的千年之缘”。

千年以来，许多浙江人与敦煌结缘，比如西汉第一任西域都护是会稽山阴人郑吉，晚唐敦煌文学的代表人物有一位越州人叫张球。到了现代，“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敦煌女儿”樊锦诗等名字更是耳熟能详。在展柜中，一幅常书鸿绘制的莫高窟洞窟编号图，让观众们对敦煌的研究者和守护者心生敬意。其实，扎根敦煌的“扫地僧”远不止这些，敦煌的夜空是群星点亮的，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敦煌学学者冯培红说，敦煌有很多默默付出的学者，他的老师施萍婷就是其中之一。出生于1932年的施萍婷，穿过戎装、上过抗美援朝战场，研究敦煌学六十载。上周末，正逢施先生92虚岁诞辰，记者在庆生宴上见到了这位传奇的老太太。

冯培红与施萍婷（右）郭婧 摄

施萍婷92虚岁生日 郭婧 摄

翻着纪念文集，冯培红跟施萍婷回忆起以前的事。施萍婷用永康话回应着。侄子在一旁打趣：“我姑妈总是跟永康人讲普通话，跟其他人讲永康话，就是让人听不懂。” 在干杯时，冯培红说以前喝过施萍婷很多酒，老太太又突然蹦出一句日文“真的吗？”，狡黠地说“卖弄一下”，随即露出少女般的笑容。

施萍婷反复说自己“嘴不好”，对记者也说，“见面我要先说我的缺点，我啊，嘴不好。”在大家眼里，施萍婷是出了名的心直口快。冯培红向她提起早年两人合带的一位博士生。施萍婷的声音提高了八度，“我每次都要说他‘着三不着两’，叫我给骂的呀。”转而又叹了口气，“哎呀，想起来真是愧疚，对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冯培红拍了拍施萍婷，“施老师你忘啦，你给他写的评语，把我感动的哟！”侄媳妇一边为施萍婷夹菜一边笑道，“你啊，就是挑毛病小能手。”她宠溺地爆料，“有一次我们去看画展，姑妈发现有一幅画上的繁体字题字用错了，一定让我去告诉作者。就连平时坐电梯，姑妈看到一些用词不对，也要挑一挑。”施萍婷再次“自我反省”道：“我这个人啊，嘴不好，有什么事一定要把它捅破。”侄媳妇又夹了一筷子菜给她，“没事，原谅你了哈。”学者的严谨和刚正在老太太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用现在的话说，这位“90后”的性格，就是不内耗。

《面壁穷经一甲子——施萍婷先生敦煌研究六十年纪念文集》

施萍婷为王晶波手写的译文首页

在冯培红眼中，施萍婷是个传奇人物，比如，在敦煌学领域，学者要么是研究文献，要么是研究石窟，很少有人两方面都有研究，但是施先生对两者都有深入研究；又如，1989年施萍婷赴日本访学，在访学前自学了日语，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年逾花甲的施萍婷还自学了电脑打字，为的是编写《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当时的电脑CPU型号是386，汉字系统是UCDOS。由于施萍婷从没学习过拼音，学习打字只能兜一个大圈。首先她学习了四角号码输入法，但由于敦煌遗书里繁体字居多，于是，她又到学者处拷贝来仓颉码输入法，而后又学习了王码五笔字形输入法，才得以解决问题。借助电脑，到了1999年，耗时近四十年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终于完成。对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的评价是：说“有史必有斯人”，应不为过。

除了学者身份，她还曾是一名，参加过解放大西南和抗美援朝。不到18岁，施萍婷从浙江徒步行军至重庆，一天必须走四五十公里，沿途还会遇上土匪。到了战场，施萍婷成为文印组长。“我年轻的时候是会抽烟的。那时部队给我们组发香烟，一是刻错的字，用烟头熏一下蜡可以重刻，二是用来提神。”她说，自己这一辈子睡眠都少，就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养成的习惯。

1949年5月施萍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上一秒还在微笑

下一秒眼眶泛红

“那时，别人听到你是敦煌来的，都会‘哇’，好像天外来客一样。”这一声声“哇”，恰巧也是敦煌在施萍婷心目中的形象。1961年，在兰州艺术学院撤销后，施萍婷与先生贺世哲一同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主任、考古室主任、遗书研究室主任、敦煌遗书研究所（后更名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

第一次抵达敦煌的记忆，对施萍婷来说太过遥远，但她仍记得，那些年，从柳园火车站到敦煌的几小时车程中，和同事们轮流起头唱歌，虽然没有一首歌能唱完整，但大家唱了一路笑了一路。“我的那些同事们，有六个和我一样是1932年出生的‘猴’，李永宁、李云鹤、郑汝中、关友惠、孙纪元、张学荣。敦煌莫高窟是个福地啊，我90岁的时候，还和多个‘猴’有联系。”

在施萍婷眼中，大家都有些“书呆子气”，连做饭都成难题。有一年冬天，施萍婷的一位同事买了块肉，放在汽油桶做的炉子上便离开了，等大家到炉子边上准备开吃，发现锅化了、肉也没了。还有件事同样令她记忆犹新，“那时候我们轮流管食堂，有一次油锅起火了，同事都吓得往外跑，我灵光一现跑上去，拿切好的一筐青菜扣上去，最后火灭了，菜也焦了。”还有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事情。1983年，到法国参加法中敦煌学学术报告会时，酒店电梯门一关，同事史苇湘急得大叫：“别把我关在里头！别把我关在里头！”但也正是“闹笑话”的他，被大家称为“活字典”。施萍婷曾在《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一文中写道——

敦煌人除了因孩子上学不便而感到有点内疚外，他们似乎不感到什么叫苦。人们常常能听到临摹工作者、保护工作者从窟内传出的川剧、秦腔、民歌、小调声。他们面对着佛、菩萨，有时竟那样忘情。资料室不但白天开门，晚上也开门，煤油灯擦得锃亮，人们的心里也光明。被称为“活字典”的史苇湘先生每晚必到，以供同志们“备查”。著名的第465窟（俗称欢喜佛洞）孤零零坐落在石窟群的北端，离我们的住区—中寺、上寺很远，李其琼女士临摹该窟时，带上干粮，中午不回家，为的是节省时间，并充分利用光线充足的黄金时间。壁画内容复杂，而佛经又不能借回家查阅，只好出了洞窟又进资料室，带着壁画中的形象去找佛经依据。

2021年8月20日浙江敦煌学界庆祝施萍婷90虚岁

就是这样一群人，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他们身在苦中不知苦，大家喝的是苦水，用的是土坯做的床、桌子、书架，甚至到了1962年莫高窟还没有电，但大家都非常擅长苦中作乐。比如，1965年莫高窟终于有了第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为了纪念结束徒步的历史，常书鸿带领大家最后一次徒步进城，然后坐着新车回到莫高窟。

施萍婷说，莫高窟这个地方，只要多看上一眼，都会喜欢，舍不得走。

1985年施萍婷在莫高窟宿舍

对于敦煌，施萍婷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遗书有六万多件，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遗书流落到世界各地，目前尚不能回归到祖国。早在上个世纪，施萍婷就和同事们辗转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地，尽可能多地翻阅流失的文献。

敦煌学研究之路、文献回归之路，需要更多的星星来照亮。

（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