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楼宇烈文化走出去先要走回来

国学大师楼宇烈：文化“走出去” 先要“走回来”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升温，国学成为“香饽饽”，中国文化“走出去”被津津乐道，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对此始终保持着热肠冷眼。这位著名的国学大师近日在接受大公网专访时表示，以人为本、强调自觉自律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医治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亦能为人类社会克服物质和科技异化提供药方。不过，他提醒国人，中国文化要想“走出去”，先要“走回来”， 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现在仍未摆脱“失魂落魄”的状态，中国文化恢复自信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接受采访时，楼宇烈一袭传统中式服装，讲话顿挫有致，声调温润饱满，手势收放舒展，一派从容裕如的儒者风范。深耕国学沃土超过半个世纪的他，今年已届84岁高龄，仍在为传统文化奔忙，著书开课讲学，乐此不疲。

谈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楼宇烈直言：“中国文化要想‘走出去’，必须先‘走回来’!”中国人首先要了解和认同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很多国人对传统文化理解模糊、片面，甚至妄自菲薄。

楼宇烈先生在挥毫泼墨。资料图

不需迎合西方 彼此相互尊重

现在一些文化交流团出国，总是迎合别国的口味。楼宇烈认为，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果加上太多西方的元素，人家反而不太认同。西方恰恰不需要迎合，他们期待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

“事实上，世间没有完美的文化，必须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楼宇烈指出，不同的地域环境生长着不同的文化，彼此要相互尊重，不要轻言其他文化是陋习。他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分属自洽系统。它们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讲是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不应轻易判定对与错，高与低，进步与退步。”

回溯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年沉浮，两种看法针锋相对，贯穿始终：一边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主张全盘西化;一边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不能随便抛弃。

楼宇烈先生与夫人(左一)品鉴书法。资料图

继承中华传统 恢复文化自信

楼宇烈认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人对国运衰微的反思检讨，从器物、制度推至文化层面，以西方近现代的文化特征和学科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文化自信从此一蹶不振......中国传统文化在“文革”浩劫之后亦未得到应有重视。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河殇》鼓吹蓝色海洋文化，摈弃黄色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构建和发展带来新的困惑。

综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以接纳西方文化为主的道路。楼宇烈将中国人现在的文化主体意识描述为四个字--“失魂落魄”。虽然国人逐渐关注这个问题，但他坦言，总体状况并未改观。

楼宇烈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令中西方之间的双重差异“水落石出”，发展阶段的时代性差异缩小，文化类型间的差异凸显，“现在到了必须纠正中国文化认知偏差的时候了”。

这位国学大师表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我们首先要恢复文化的自信。我不太喜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表述，我更希望这样提：中华文化，世界共享!我们要把中国文化建设好，让世界享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楼宇烈先生在题词。资料图

倡以人为本 助克服异化

“人类先后遭遇两次异化，中国传统文化过去曾经、未来仍可为人类摆脱困境发挥重要作用。”楼宇烈如是说。

在第一次异化中，人类通过构建造物主的世界，来管理自身的现实世界，协调人与万物的关系，规范人的内心和言行举止。比如西方走向中世纪，听从上帝的旨意，依赖于外来的神主宰人的世界。

西方神本论 依赖变枷锁

通达儒释道的楼宇烈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神或者造物主，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西方文化突出彼岸世界，而中国文化强调此岸世界。六祖《坛经》有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佛教禅宗强调心即是佛，佛就在你心间，不是佛来度人，而是人自己度自己，自己觉悟了就是佛。中国的圣仙佛都是此岸世界，儒释道殊途同归，均倡导从人的自身做起。

楼宇烈先生用昆曲唱腔演唱马致远的《天净沙》。资料图

西方进入近代，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人的理性获得了充分肯定，发挥了巨大能量。其间，中国传统文化经由西方传教士传回西方，推动西方摆脱神本文化的枷锁，高扬起人本文化的大旗。

而令楼宇烈遗憾的是，没有经历人类第一次异化的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却跟随西方的步伐遭遇人类的第二次异化。随着人类理性的释放、科技的创新，人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自视人可以主宰一切。人类用理性才智创造先进的科技，无限度地开发改造地球，逐渐异化为物质、机器、信息的奴隶。为了物质，为了资源，为了财富，人类之间不惜相互戕害残杀。

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对人类第二次异化开始反思。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社会矛盾的加剧，西方世界掀起了两股潮流：一是向传统文化回归，一是向东方文化汲取智慧。

向万物学习 重自觉自律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楼宇烈引用《中庸》的名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人类要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势利导，而不是征服自然，随意改造主宰。”

“人类既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婢女” ，楼教授说，人不能丢失掉主体性，人不能由假设出来的造物主来管理。同时，人不能随意改变万物自身的发展规律，造成人与生存环境严重的冲突。碰到问题时，人类应反躬自问，反身而诚，反求诸己。

因此，在这位国学大师看来，坚持以人为本，强调自觉自律，重视内心约束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问题，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反对自我异化具有现实意义。“如果中国能够重振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那么对于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都将是一项重要贡献。”

港民俗文化 展传统魅力

楼宇烈曾多次到访香港。在他印象中，香港是一处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所在：一方面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它宣扬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它背靠祖国，承继传统文化。他说：“香港比较尊重中国本土文化这一面，我们以前讲得不够。”

楼宇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香港的民俗文化中，让并行的西方文化不得不尊重，而且长期下去，可能会吸收融化西方文化，成为香港传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这在客观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生力量和魅力。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更应该树立中国文化自信。

谈及现在备受关注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位国学大师表示，“香港民众如果能在家门口领略伟大的传统文化，多好!”当然，这需要因缘和条件。他建议，“如果有的香港民众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内地可以到香港多办些展览。”

楼宇烈相信，“如能把上世纪70年代以来内地地下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一批一批拿到香港展览，哪怕一个月在香港办一次展，三年办36项展览，绰绰有余。香港民众一定会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展览办多了，香港民众可能就会希望有个长期展览的地方，就像故宫文化博物院，来领略祖国的历史文化，那样就水到渠成了。”

【传统文化问与答】

记者：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糟粕吗?

楼宇烈：

今天看待传统文化问题，为什么总要找它的毛病呢?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挖掘对今天有启发的东西，来指导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天到晚讨伐它不好的东西，一天到晚沉陷在罪恶感之中，让自己老是抬不起头来。

记者：

中国传统文化能包治百病吗?

楼宇烈：

其实不用包治百病，只要把根本的病因治好了，其他方面即使有问题，也不会很大。荀子说“君子治治，非治乱也”，《黄帝内经》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中国传统文化不在于治标，强调自觉自律，却能治根本的病。

记者：

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如何兼收并蓄?

楼宇烈：

中国文化可以借鉴吸收外来的文化，但前提是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根植在传统基础之上。否则，就会生搬硬套，跟着别人走，以致迷失自我。

楼宇烈先生每周三携夫人到北京大学义务传习昆曲。图为师生合影。

【人物侧记】传授昆曲 由艺臻道

春寒乍暖，雪霁初晴。循着清扬的笛声，记者来到北京大学“老化学楼”二层，推开一间屋门，柔婉的唱腔带着温度扑面而来，十几人围坐在椭圆形桌旁，在楼教授的引领下，吟唱昆曲“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

先后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主委和名誉主委的楼教授，于2002年成立“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创办了“国艺苑”，传授昆曲、古琴等传统艺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周三下午，楼教授都会携夫人来到北京大学义务教昆曲。

是日乃寒假之后的第一堂昆曲课。从《牡丹亭·游园》、《玉簪记·琴挑》到《长生殿·惊变》，楼宇烈择曲选段，带着大家一唱三叹，在桌上打着节拍，手指轻拢慢捻，彷佛碰触的不是桌面，而是琴弦。

听课的人中，有楼教授带的研究生，有校外的昆曲爱好者，还有几位是慕名而来第一次上课。练唱间隙，一位旁听者推门进来，向楼教授打招呼说，“刚刚回京，从高铁站直接赶来，没听到笛声，还以为不开课了呢。”

大多数学生的面前都摆放着一套昆曲《谷音曲谱》。一位中年听课者告诉记者：“这些是楼老师编辑的。”她说，自己每周三都来这里跟楼教授学曲，现在已成昆曲迷，深感传统文化的魅力。

十余载倏然而过，从花甲到耄耋，楼教授心笃如初。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绝不只是书斋里的死学问，而要根植于寻常生活中。“以道统艺，由艺臻道”，中国传统艺术蕴涵着人文精神，中国人可通过艺术最终实现自我精神的提升。

楼宇烈先生开怀一刻。资料图

【人物名片】通达儒释道 84岁仍讲课

楼宇烈，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1960年自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

主要论著有《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儒家修养论今说》、《中国儒学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王弼集校释》、《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中国的品格》、《佛教与中国文化》、《十三堂国学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