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求：百姓七成资产在房地产不正常，但收房地产税还不成熟

原标题：吴晓求：百姓七成资产在房地产不正常，但收房地产税还不成熟

近段时间，资本市场金融系统发生了几件大事。美国硅谷银行“爆雷”，瑞银收购瑞信等事件引发人们对金融危机的担忧，会不会发生风险外溢？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银行监管有什么启示意义？在中国，全面注册制改革已正式实施，公司上市更容易了吗，是不是会有更多“水货”公司？中国金融创新有怎样的意义？如何理解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怎样评价阿里巴巴设立业务并将分拆上市？如何看待我国房地产过度金融化的情况？今年适合征收房地产税吗？

3月29日，我国著名金融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就上述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 。南都记者 黄莉玲 摄

谈房地产税

日前，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发表文章，认为经济正常增长后应该尽快地开展房地产税的试点。如何看待中国房地产发展形势以及房地产税的征收？对此，吴晓求认为，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政策大幅度摇摆不利于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他指出，过去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房地产业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又把房地产过于金融化，一些人在买房子卖房子当中寻租、套利，这也说明中国金融体系相对落后，没有提供给投资者满意的金融产品。“大家一看可以套利就买房，觉得房子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认为买完还会涨，就租出去。如果是贷款买的房子，在北京租金不能覆盖利率，是亏钱的，但是风险小，确实在一个特殊时期，从2000年到2016年左右，房价快速增长。”

吴晓求指出，过去金融化性质太严重，扰乱了房地产正常秩序，也让很多有刚需的人得不到满足，这个是问题所在。“我们还是要认识到，房地产本身是消费品，是住宅。当然可以是资产，但不是资产池里最重要的资产。所以过去我们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老百姓的资产70%在房地产上，这是不正常的，实际上是房地产业的过度金融化。”他指出，后续出台了一系列严格限制的政策，特别是“三道红线”，使房地产出现了问题。而现在又开始倡导房地产业。“我也不认为要这么大幅度摇摆，还是要正确看待房地产业的重要性，政策要稳定和连续，要有预期。

至于房地产税的征收，吴晓求觉得，现在时机不是很成熟，还是要找到它的理论基础。“我还是那样一种认知，就是房价涨了，跟砖头玻璃有关系吗？实际上是地涨价了。如果在这个地上住了70年，建了房子，如果要卖掉，当年买100万，现在卖500万，中间那400万的增值部分可以收税；如果一直住下去，虽然涨到500万，但生活的质量完全一样，对存量部分也没有流通的东西征税，人们会很困惑，因为经济的发展和地价上来以后，也没有获得地价的收益，住宅功能没有丝毫变化。”

谈金融创新

谈及中国式现代化，吴晓求认为，核心指标包括人均收入水平要进入发达国家序列，以及法治要完善。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体系需要有哪些变化与之相适应？对此，吴晓求指出，一是必须推动金融创新，满足社会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财富管理需求。“实际上居民对财富管理的需求是越来越多的，不限于银行储蓄，需要管理财产。因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除了增量部分或流量部分每年都有增长，很重要的是存量部分也能得到保持增值，这就需要一个很好的金融市场、金融体系，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这个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基石。”

二是必须推动科技进步，服务于中小微企业，服务推动新产业、新科技转化，提高中国科技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和迭代，这其中金融的创新很重要，必须创造多样化金融业态、资本业态来服务高科技企业，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没有产业的升级和迭代、没有科技进步，只靠资源性企业，传统产业很难把中国带入现代化，所以金融非常重要。”吴晓求说。

谈全面注册制

在金融市场创新方面，全国注册制改革是重要举措，吴晓求对此评价非常高。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有三座里程碑或三座丰碑，第一次是沪深两家交易所的设立，具有开天辟地作用，使整个中国金融结构和机遇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座丰碑，是股权分置改革，使得市场在制度结构层次上更加规范。“原来两位股东，一位流通，一位不流通，这个是很难发展的。到了2019年试点注册制，试行3年，一直到今年2023年2月17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改革。这当然是中国资本市场三座丰碑，而且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标志。”吴晓求指出，资本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时候，一直是要市场化的。而过去无论是行政审批制还是核准制，都带有某些计划经济的痕迹，都是有形的手在配置资源。“我想金融资源让什么样的企业上市，以及企业如何定价，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几个部门、几个人来决定，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吴晓求表示，两个交易所和制定了大量的和注册制改革相匹配的政策和文件，因为是全链条改革、全系统改革，不仅仅是发行制度改革，还包括交易制度，并购重组、信息披露、监管体制改革，对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以及法律制度的调整，还有退市机制等等，这些都要跟进。“我认为，未来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注册制的改革最后的结果是使得中国上市公司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也会使市场成长性显著提升，市场资产质量有很大的改善。从历史的规律来看，中国应该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中心，这是我们未来宏伟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还很艰难，但起点是市场化，起码要把上市公司遴选机制做出来，是市场化选择的，大家才有兴趣到这个市场投资，这是基础。”

试行注册制之后，有不少人担忧，是不是公司上市变得更容易了，上市条件更松了，是不是“水货”更多了？对此，吴晓求认为，实际上不是上市更容易了，而是上市更难了，但是速度会更快。如果真的是一个好企业，符合上市的标准，它会更快的。“过去是排队，无论是好的坏的都在排队，大量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在前面排，堵上你了，注册制改革是打破了这样一个落后的制度，会让符合条件的高科技企业能够快速地上市。但是如果一旦你的信息披露是虚假的，那你会遭受到比核准条件下要高得多的处罚，包括行政处罚，民事诉讼、民事赔偿、刑事处分，这些都是大幅度提升的。”

吴晓求表示，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是基于完善的法治、高度的契约精神和合法的透明度，这是资本市场发展的要素，注册制改革实际上都是在这三个方面的推进，所以不会像人们想的未来会没有标准上市。他指出，对高科技来说，不见得一定要盈利，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经营要有可持续性，并不是亏损越多越好，也不是亏损是很光荣的，但是要通过资产负债表、金融状况能够看到是可持续经营，这个是能判断出来的。所以，这些都做了很多调整，包括公司制的结构、民事诉讼制度等等。“所以，我想不要有这个担忧，只会让资本市场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市场的透明度也会越来越高。”

谈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采访中，吴晓求也提到了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也需要探索的，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充分了解和学习借鉴现代资本市场理论中的相对成熟的估值体系和模型。其次，中国资本市场有它的某些特殊性，比如说国有控股企业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主导的地位，如何去评价这类公司的估值，的确是一个新的课题。“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背后甚至有某些国家信用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类企业进行重新估值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谈阿里巴巴或将分拆上市

近日，阿里巴巴宣布设立的业务集团，将会适时择机上市，如何看待这种巨无霸企业分拆上市？吴晓求认为，一家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一定是经过了很缜密思考，以适应现代社会要求，以及管理模式的转型。“具体我就不评价它这板块，我是说这个思路很好，很重要的是相对分权的模式。”即把权利和责任都分散开来，只作为一个投资控股的作用，不进行具体的管理。“因为企业一做大以后，扁平化是相对很重要的，如果是到处都在什么都管，是管不了太大的，所以通过专业的相似性进行专业化管理。我认为大企业都这样做的，也符合分权的模式。我是主张一家大的企业，要实行有效的分权模式，建立责任机制，效率会更高，责任和权利的边界很清楚，这样就会有积极性，这家企业就会做得更好。”他也认为，该企业应该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才会做出了一个巨大的创新。

谈硅谷银行、瑞信事件

近期硅谷银行“爆雷”、瑞银收购瑞信的事件备受关注，也引发人们对于是否会有更多银行“爆雷”的担忧。吴晓求分析指出，很多人把硅谷银行的事件主要归结于美联储加息，应该说是不完全正确，虽然直接原因看和加息有关系，比如说财务出现亏损，导致挤兑，但更重要的还是和这家银行特色、特点有关系，从资产负债结构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这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从逻辑上说，美联储大幅度加息，的确对银行的资产收益会带来重大影响，但是未来具体哪一家会“爆雷”，就要看资产负债结构、对冲风险能力、以及对冲风险储备怎么样。

吴晓求还指出，就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事件来看，对我国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一是对银行的危机，保护储户的利益要永远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出现了危机、财务状况，包括挤兑性风险，就漠视储户的利益。因为储户把钱存在银行，获得了利息，但这种相对低的收益率不是风险溢价，逻辑上说是不能承担银行经营不善或者是流动性危机所带来的风险。“所以，这一点还是应该要认真地研究，中国也有承管保险制度，美国也有，都是保证储户利益的，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很重要。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会带来很大的道德危机和风险，这是一个判断。”

其次，是救助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不要大包大揽。“无论以什么方式，都不要用财政的钱或纳税人的钱来补这个窟窿，这是不行的，一定要采取市场化救助机制。像硅谷银行也好，瑞信也好，债权人也好，不同的人也好，他们的利益放在后面，更重要的是储户利益。”吴晓求指出，采取市场化的机制和方法，是我们未来处理像类似情况的重要思路。

此外，吴晓求认为，在碰到重大危机的时候，也可以创新一些规则，瑞信事件实际上是突破了过去的规则。包括额外的一级资本债被减计，有的说瑞士政府不讲信用，怎么能这么变？有的说这是一个创新，为了稳定本国银行体系必须这么做。这个就看如何判断。“我觉得这一点，中国至少可以参考，碰到重大困难的时候，不要完全受制于某些过去的规则，可以进行一些创新，但是又不能破坏基本的信用、基本的契约，要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采写：南都记者 陈秋圆 黄莉玲 发自海南博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