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日本大中失去的中国文物：敦煌佛经被烧_甘肃

原标题：张明杰：百年前日本关东大中失去的中国文物

张明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特聘教授）

国土狭小的日本，在文物收集与保存方面却堪称大国。就书画古董而言，日本本土的保存量大，而且富藏海外名品，其中尤以中国的为多。近年来，我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的字画等文物，有不少就是从日本回流的。

不过，对重视文物保护的日本来讲，一直是困扰着人们的祸患。不少贵重文物屡遭劫难，其中一些已化为灰烬。仅以1923年9月1日关东大为例，从当时损失的部分中国文物，即可略知受灾状况之一斑。

大仓集古馆的佛像

大仓集古馆创设于1917年，号称是日本最早的私立美术馆。馆内文物为大仓财阀创始人大仓喜八郎长期掷重金收集而来，其中不乏一些国宝级名品。

该馆初设于大仓府邸，分一、二、三号馆和资善堂四部分，因场馆本身为私宅改建而成，并非专业美术设施，故在中损失惨重。在关东大中，除一号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书画古籍部之外，其余均遭焚毁。仅烧掉的中国文物，如敦煌佛经、古陶瓷器、雕漆玉器、铜镜铜器、历代乐器、古代砖瓦、甲骨版片、汉代封泥、墓碑、道释雕像等就难计其数。其中的墓碑包括当今中国亦罕见的晋代墓碑等。就连被认为是从三国时代曹操铜雀台遗址出土的石雕狮子，也在此次震灾中未能幸免，被烧得近乎面目全非。该石狮亦传为后汉都城洛阳城门所饰之物，民国初期，在它即将被出卖给美国之际，恰值东京大学建筑与考古学者关野贞在华从事调查活动。经其多方奔走斡旋，终于将此稀世珍品购往日本，没想到数年后却遭此大火。后，为存其形骸作为震灾纪念，雕刻专家对破损的石狮加以修复，使其重返展台。如今在位于东京赤坂大仓饭店近旁的大仓集古馆，仍可目睹这尊历经火难的石狮。石狮还曾于1933年被认定为日本“重要美术品”。

震灾前的石狮

震灾后修复的石狮

震灾前，大仓集古馆最具规模的收藏乃是世界诸国的佛像雕刻，当时甚至有人讲：“若研究佛像，不必去印度，也不必去中国，去东京的大仓集古馆就行了。”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由此也不难想像其佛像收藏之富。可惜的是，这类佛像八百七十余尊也在中被毁于一旦。仅来自中国的佛像、佛具等就有五百余件葬身火海，其中包括六朝及隋代铜佛七尊、唐代金铜大五钴、金代铜板千体佛等珍品。当然，也有个别铜佛劫后余生，“骑象普贤菩萨像”即其中之幸存者。

难得的郎世宁画作

近年来，随着海内外拍卖市场上郎世宁作品的走俏，其名声亦愈来愈大，有关他的专题报道，甚至电视剧等也应运而生。身为宫廷画家的郎世宁，其作品原本秘藏于宫中，在民间极为罕见。自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起，其作才流失于外，辛亥革命以后更多有散佚。日本人对其画作尤为推崇和珍视，并极力求购。

康有为在其《万木草堂藏画目》（1917年）中，论及中国画学衰弊，希冀有所改良时，曰：“……墨井寡传，郎世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购之，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若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想必康氏正是基于当时的中日画界实况而出此言。日本大型美术杂志《国华》第260期（1912年1月发行）以珂罗版刊载了罗振玉收藏的郎氏《猿猴图》，并附带简介。笔者管见所及，此为日本最早的对郎世宁画作的普及性介绍。其后，集作家、诗人与美术评论家为一身的木下杢太郎，在《美术新报》第10期（1917年4月）发表长文《高其佩与郎世宁》，对在北京文华殿古物陈列所及其他展览会上观赏到的郎世宁绘画，做了精彩的描述和鉴评，对这位中西合璧的洋人画家给予高度评价。《国华》第357期（1920年2月）又登载了郎世宁与唐岱合笔的《桃花喜鹊图》，并配有美术评论家田中仓琅子的长篇解说文。至此，郎世宁其人其作在日本广为人知。遗憾的是，一场大，竟烧掉两幅郎世宁作品，一幅即上述《桃花喜鹊图》，另一幅为《八骏图卷》。

郎世宁与唐岱合笔的《桃花喜鹊图》

前者为古籍书画商、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所藏，是其藏画中的得意之作。该画绢本设色，纵七尺一寸，横四尺二寸，描绘精致，色彩绝妙，左下落款“臣郎世宁恭画花鸟臣唐岱恭画湖石”。上方有“怡亲王宝”印，据此可知，此画为康熙帝十三子和硕怡亲王允祥所藏，或者专为其而作。据传，此巨幅佳作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际，由日军联队长携回日本的，后为田中庆太郎收购。这也是最早传至日本的郎世宁作品。另外，田中藏画中堪称国宝的敦煌石室本《天龙八部图》，也在此震灾中化为乌有。

敦煌本《天龙八部图》

《八骏图卷》为华侨实业家林文昭所藏，同为绢本设色，高约一尺，长约一丈。该画是1922年5月于东京举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时，由画家金绍城携带而来，为流传于民间的极少部分郎世宁作品中的一幅。这两幅作品的消失，对研究或传承郎世宁艺术，可谓不小的损失。除《八骏图卷》之外，林文昭还损失了不少中国珍贵书画，其中的《宋铜匣兰亭帖》尤令人惋惜，内有翁方纲细字题跋五千余字，实属难得的墨宝。

收藏家菊池长四郎家族的宝物

菊池长四郎家族为关东地区屈指的富豪和书画收藏名家。其家族不仅代代经营有方，还都酷爱书画古董，并精于鉴赏，收藏甚富，尤其是对中日书画名迹等多有积累。家族第四代菊池晋二（1867-1935），号惺堂，尤以收藏文人画而著称。使其位于东京新桥与下谷的两处府邸、藏库起火，历代所积累的无数字画等文物几乎被毁一空。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敦煌写经、五代及宋元明清书画等大批珍贵文物。例如，董源《寒林远岫图》（收入《宣和画谱》），米芾《山水图》（仇远题诗，鲜于枢于引首详记其传来，左右柱题分别有文徵明、董其昌、毕沅等名家题字），米友仁《山水图卷》（罗振玉旧藏），苏轼《四竹图卷》（“风、晴、雨、露”四客图，各图均有题诗，有陆心源题字及收藏印，另有诸大家题跋），夏圭《山水图》（有明朝王府印），王蒙《雅宜山隐图》《山水图》和《松山书屋图》，倪瓒《优钵昙花图》（有乾隆帝御题、玉玺）、《寒林山水图》和《倪云林手书诗稿》，文徵明《山水图》《桃源图卷》，戴进《赤壁图》，沈周《仿梅道人山水图卷》，董其昌《山水画册》（十二页），仇英《百美图卷》（文衡山题赞），唐寅《前后赤壁图》（祝允明狂草赋书、赵之谦旧藏）和《山水图》，徐天池《杂画册》（七十六页），倪元璐《花卉竹石山水画册》（陆心源旧藏）和《墨竹巨岩图》（王文昭旧藏），徐贲《山水图自题》（有乾隆御览等印），王建章《山水图》，恽寿平《山水画册》(八页，首页有成亲王，即乾隆帝十一子永瑆的题字）等，不胜枚举。

王蒙《雅宜山隐图》

徐渭《杂画册》之一页

在火势汹涌之际，菊池惺堂冒死从火海中抢救出五件宝物，其中两件为中国文物，一是旧传李公麟《潇湘卧游图卷》（实为南宋李姓者之作），另一是苏轼《寒食帖》，也算是不幸中的“小幸”。此举在日本书画界一时传为佳话。因为苏轼墨宝《寒食帖》于中国历尽周转递藏，又几经祸患，险遭焚毁，1921年后流落日本，又突遇震灾，多亏藏家冒险抢救，才得以存世。“二战”后期，东京屡遭美军空袭轰炸，但《寒食帖》还是幸存了下来。后来，王世杰觅得其下落，遂以重金购回，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成为该博物院重宝之一。《寒食帖》自诞生至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间历经沧桑和周折，几成神奇故事。

自开始，截至关东大发生时的1923年，中国文物流失日本，曾有几个显著时期。一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经济与文化遭受严重创伤，不少富豪文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变卖所藏书画古董，其中一部分通过各种渠道流落日本。二是甲午之后，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期，赴华日本人剧增，被他们带回日本的中国文物也随之增多。而且八国联军的入侵及掠夺，使京城文物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尤其是宫廷及王府内所藏宝物被盗严重，不少文物精品落入日本人之手。三是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封建王朝体制的动摇和崩溃，以皇家藏品为主的珍贵文物开始外流。由于日本与恭亲王、庆亲王、肃亲王等晚清皇族显要的“特殊”关系，加上美术商山中商会的活跃，诸王府的文物大量流入日本。另外，素有收藏癖的端方，在保路运动中死于非命后，其大量金石书画被日本人购取。还有罗振玉、廉泉等人的书画藏品大多亦落入日本人之手。

中国文物的海外流失，有其复杂的国内及国际背景，是涉及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课题。笔者这里信手拎出关东大时部分中国文物蒙难的事例，意在期待能有更多的朋友关心中国文物及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