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脑，当代年轻女孩的绝症

文/辛波

编辑/米利暗

没想到，拍了十几年的经典影视作品，也会有翻车的一天。

前不久，上世纪华语影视经典《甜蜜蜜》上了热搜，对于这个讲述两个闯荡香港的苦命男女聚散离合的爱情故事，热评第一和第二表示：

黎明脚踏两条船，张曼玉知三当三。

被重新解读的文艺作品远不止于此。

2012年的电视剧《薛平贵与王宝钏》，女主角王宝钏放弃丞相之女尊贵身份，下嫁了叫花子薛平贵，由此被网友们谴责“恋爱脑晚期”。

经典爱情故事梁祝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祝英台放着富二代、官二代马文才不要，非要喜欢穷书生梁山伯，简直是不识抬举的傻女人：

就连贾宝玉，也成了没有考取功名来保护身边女子，而致家破人亡的“不负责任的男人”。

获此“殊荣”的也不止华语经典，《泰坦尼克号》的Rose出轨、Jack撬人墙脚，包法利夫人是爱慕虚荣的……

究竟是时代变了，还是我太落后？

“现在看来，都是毁童年”

“脚踏两条船”“知三当三”的《甜蜜蜜》，道出了时代洪流下，两个在异乡闯荡的年轻人不同的命运选择，在其中暗生的的情愫，小人物在时代中的无奈——

黎明扮演的唐小军在香港打拼，想要把异乡的女友接到香港；张曼玉扮演的李翘一心想挣钱，成为一个香港人，在异乡的孤独日子里，他们相互取暖，共同喜欢邓丽君，出路晦暗的压抑时光，黎明骑着车，车后座的张曼玉哼着《甜蜜蜜》，但最终也没有敌过“你来香港不是为了我，我来香港也不是为了你”的命运交错。

但如今，那些幽暗的情愫，人性的复杂，小人物身不由己的挣扎，被简化成了黎明是渣男、曼玉不知检点。

而《薛平贵与王宝钏》原本出自传统京剧《红鬃烈马》，赞颂王宝钏贤惠善良、有情有义，不嫌贫爱富，敢于反抗封建婚姻，演了几百年后，估计也没想到，还能突然被骂。

剧中丞相之女王宝钏跟父母决裂，为了自由与爱情嫁给叫花子薛平贵，其后薛平贵出征18年，王宝钏就挖野菜度日，但丈夫在出征的时候，救下了代战公主，迎娶了公主。

虽然最后薛平贵与唐肃宗父子相认，继承了皇位，王宝钏被封为皇后，在古代的逻辑下，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结局，但网友并不满意，觉得王宝钏不应违背父命：“恋爱脑发作能有多离谱？能让丞相之女挖18年野菜哦！”。

王宝钏由此被封为“恋爱脑鼻祖”， 想谈恋爱的时候就会有姐妹出来“挖野菜警告”：罚你看王宝钏挖野菜一百遍。

而马文才也从童年的大反派，变成了真爱至上的白马王子。

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视频评论区中，一水的——

“小时候觉得马文才很坏，现在才发现马文才才是那个值得托付终身的”

“我喜欢马文才有钱有势最重要他爱我”

“心疼马文才，这才是真爱”。

……

祝英台，则成为不知好歹的蠢女人，好好的媒妁之言不要，放着爱她、有权有钱，还能容忍她出嫁时祭拜前男友的痴情马文才不要，偏偏要与自己的穷同学结婚。

悲剧，就是因为祝英台的恋爱脑造成的，她辜负了富家少爷的一片真心，“祝英台岂能配得上马文才？”。

祝母祝父这么强烈地反对与逼迫祝英台，也情有可原：“哪有父母不希望自家女儿嫁得好的。”

至于贾宝玉，就更是不可救药的纨绔子弟了，作为官二代不思进取，身边莺莺燕燕，最后结局不好是因为“宝玉始终不明白，只有努力仕途经济，他才有能力真正保护这些女孩子”。

学者们认为，《红楼梦》的价值在于，男女关系史无前例地不再坐落于亲子关系的延长线上，反与其形成对峙，贾政等家长形象被认定为是固守压迫人性的社会秩序，是对浪漫爱情进行残酷迫害的执害者。

但网友们觉得，贾宝玉放着好好的家族关系、人脉不要，若他子承父业当上大官，怎么会“白茫茫一片真干净”，都是咎由自取。

至于不愿意当家族利益交换的傀儡、豪门无聊花瓶的《泰坦尼克号》的Rose，就更是毫无道德底线的了，“限于Jack给他的新奇而全然无视未婚夫爱的深切”，而其母准备许配她嫁给的豪门卡尔，为Rose“抛弃了身价百万之人的傲气”。

还有无数重新“翻红”的影视剧不胜枚举：

《雷雨》——巨作；

《红高粱》——没有一个角色是正经人；

《阿飞正传》——贱男骗贱女；

《花样年华》——与矫情男；

《情深深雨濛濛》——渣男与；

影人王家卫、作家金宇澄将《繁花》改编成影视剧，还未上线，就已经因为原著中有关于角色婚外情的描述，被抵制。

……

今人视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恋爱脑，21世纪新型绝症

艺术作品们被如此解读，无非是“现实照进艺术”。

人类学家项飆认为，当下的年轻人在恋爱关系中呈现出了非常撕裂的特质，一方面非常的功利化，但另一方面，又要求非常纯粹的浪漫。

展现在艺术作品中，是年轻人们既会认为应该选择有权有势有安全感的“马文才”们，又会要求主角在爱情道德上必须纯洁无瑕，比如Rose有婚约不应该对Jack动情，在言情剧里，尤其强调要男女主“双洁”（双方均为初恋），其间有丝毫的动摇，都称不上是爱情。

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年轻人们也并没有双标。

在当下，年轻人的恋爱里，热度很高的一句话是“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指无论是考研、考编还是考公务员，“上岸”之后都会抛弃没有进入高校或是体制，还在“水中”的伴侣。

网易数读统计了知乎和豆瓣中的相关讨论，发现在上岸后要不要分手的问题中，很多人都提到“收入”“阶级”“条件”等字眼。其中，排第一位的是“觉得双方条件不匹配”，有人认为，上岸之后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发生了变化，选择分手去找更好的人就是一种理性选择。

门当户对是极端重要的，如果家庭条件悬殊，那么不管对方个人性格如何、品质如何，都会被划进“绝对不合适”的范畴中。

而这并不是小部分人群的行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学者许琪对中国人的性别观念进行了调研，她比对了2000年和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数据，发现年轻一代明显向传统回归了，更多的人开始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而不那么需要考虑物质的恋爱中，年轻人也要掌握绝对不陷于被动的办法，要适度冷漠，要嘴甜心硬，要有“反派心态”。

一旦陷入爱情成为了“恋爱脑”，那就是一定要刮骨疗毒的绝症，哪怕有的时候，所谓的“恋爱脑”只是想要黏着自己的伴侣这类相对正常的需求。

另一方面，crush变得前所未有的地位高了起来，年轻人们更加追捧只有短暂露水情缘而没有更深入关系的心动时刻，年轻人觉得，爱情的美好建立在没有再下一步，停留在纯粹的美好中，如果一旦沉沦，就会从一段令人心动的感情，变成了要被打击的恋爱脑。

由此，纯粹的浪漫和完全的功利，看上去相悖的两件事，在当下的年轻人身上自洽地实现了。

年轻的人们，杀死爱情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年轻人选择了“杀死”爱情。

哲学家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指出：“爱欲是一种超越了工作绩效和能力的、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情态动词就是承认‘无能为力’。”

而今天的年轻人，恰恰是把爱情 KPI 化了，外貌几分、学历几分，做了这件事加分，没做那件事减分，爱情变得可一条条被量化。

谈恋爱，也变成了一件像产品一样可迭代的东西，经过快速试错、快速抉择之后，就能得到最优解。

年轻人更反抗“无能为力”，信奉智者不坠入爱河，所以crush变成了上乘之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刘擎描述这样的现象为“驯服爱欲”，年轻人只保留感情为我所用、令我愉悦的那一部分，而拒绝可能的痛苦和风险，但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正是它磅礴的生命力和不可预测的玄妙，驯服也就意味着消散，在这样的情况下，“爱欲”自然已死。

但这也不能完全怪年轻人。

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同样也分析了爱情的产生条件：它要求一个人要有勇气消除自我，以便能够发现他者的存在。

爱情要求人们放下防备，放下自我中心，不再用他人来证明自己的独特性，而这样纯粹的爱，伴随着付出和收获不匹配的风险，在过往，人们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但如今变得尤为艰难。

复旦社会学系教授沈奕斐认为，在过去的“慢时代”，人们的生活非常稳定，追求爱情多被视作获得不确定性和非凡人生的一种途径和体验。

的确，在那个车、马、信都慢的时代，人的人生经验禁锢于出生的一方天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的湖面惟有通过爱情才能泛起涟漪。

然而，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固有特征，疫情、国际、极端天气、ChatGPT等科技的急速发展.....生活不依靠过往经验展开，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置身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明天不再是今天的延续，年轻人的生活已经足够不稳定，他们在私人生活中更不想再去挑战这种不确定性，只希望在日常生活中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来获得安全感。

项飆也认为，年轻人呈现出非常功利又要求纯粹浪漫，是在不确定性弥漫的大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爱情是难以被抓住的，而婚姻中的财产、地位是有形的，抓住虚幻的爱情可能导致损失，抓住门当户对的财富至少能保证不至于阶层下滑。

踏入了一条不确定性的河流，拒绝爱情只是年轻人们表现的其中一面，近年来年轻人热衷上香、求手串，考公考编人数逐年上涨等，也是这种不确定性焦虑下的一种展现。

生活的体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中，冒着“过不好”的极大风险，拒绝有财富保障的生活是难以理解的，年轻人重新回归传统的婚恋观，要门当户对，是一种自保的选择，无可厚非。

只是我依旧怀念，那个高喊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