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如果不能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将在未来的创新竞争中处于劣势

原标题：梁建章：如果不能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将在未来的创新竞争中处于劣势

出品|搜狐智库

作者|梁建章

编辑|王晓旭

本文分析少子化对养老体系和创新力的影响。

少子化与老龄化

少子化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少儿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少儿人口一般是指0-14岁人口。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越低，少子化越严重。老龄化是指60岁以上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出生率下降，使少年儿童的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二是老年人口寿命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加速了人口老龄化。

寿命延长是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进步的结果，追求健康长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因此，寿命延长带来的老龄化是好事，体现了社会进步。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健康预期寿命也会增长，其占整体寿命的比例基本是恒定的。因此，只要充分发挥健康人的潜能，社会负担并不会因为整体寿命的延长而大幅增加，应对方法是逐渐延迟退休年龄。

而少子化带来的老龄化则是坏事，是真正的危机所在。少子化不仅会拉升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使社会失去活力。而且，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规模将持续萎缩。其后果是技术迭代趋缓，经济先停滞后萎缩，社会进一步内卷，整体国力大幅下降。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将加速向核心城市集聚，而大量农村和中小城市将萧条甚至被废弃。因此，我们面临的人口问题与其说是老龄化，不如说是少子化。

少子化对养老体系的影响

在传统社会中，当父母年迈时，孩子就要赡养父母。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私人储蓄和公共养老金是供养老年人的主要来源。发达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来支付养老金和医疗福利等养老保障。这些用于养老的公共开支，其实需要通过向目前正在工作的年青一代征税来筹集。因此，在老龄化社会中，随着政府养老支出的增加，税收负担和财政赤字也将会随之上升。下图显示了老年人口占比和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正如预期的那样，一个国家的抚养比越高，其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就越高。

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政府可以有多种选择：

（1）提高税收。

（2）增加赤字。

（3）减少老年人的福利。

（4）延长退休年龄。

提高税收会降低经济的活力，尤其是年轻人的活力。增加赤字只是拖延问题，因为赤字最终需要用更多的税收来偿还。减少老年人的福利在老龄化社会通常会遇到强烈的反对，因为老年选民拥有强大的权力。

延长退休年龄是减轻养老负担的常用办法。未来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退休年龄将比目前的水平显著提高。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均寿命从60岁提高到了78岁，目前的50～60岁的退休年龄水平显然不可持续。在日本，退休年龄已经从55岁提高到了65岁，但由于预期寿命（目前超过80岁）持续提高，这一退休年龄也还是不够。日本政府几乎已经负担不起沉重的养老费用，其债务水平是所有富裕国家中最高的，达到了GDP的240%。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很可能将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

许多人认为，由于平均寿命超过80岁，如今的老年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工作到70岁并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养老保障的财政缺口可以主要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解决。然而，如果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停留在劳动力市场上，也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即当权力和社会资源越来越倾向于年迈的员工时，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更加保守，创新和创业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这种劳动力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是导致日本经济出现“失落的几十年”的主要原因。后面会详细分析少子化对于创新力的影响。

随着少子化的不断发展，会导致养老金体系难以为继。2019年4月10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称，仅从制度赡养率上看（不考虑人均待遇的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在不断提升。简单地说，2019年是由接近2个缴费者来赡养1个离退休者，到了2050年则是几乎1个缴费者需要赡养1个离退休者。《报告》还预测，在“大口径”（包括财政补助）下，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下降，到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2022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4.9%，已经有不少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入不敷出。东北三省由于生育率长期过低、老龄化程度较高，养老金亏空严重。如果中国不能扭转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东北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

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的低预测，2032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20%，2046年将超过30%。在抚养比方面，2050年老年抚养比上升到54.26%，2100年老年抚养比上升到161.89%。也就是说205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54个老人，到210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162个老人。抚养比的上升，特别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会给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这又必然会导致更高的税收或更高的退休年龄。

根据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人均寿命将进一步延长的趋势，未来数十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大幅增加。这将导致财政中用于老人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迅速扩大，而为了支付老龄化带来的日益上升的社会抚养成本，工作人口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税负。如果社会资源都向老人倾斜，则年轻人的负担过重，影响创新力。

也许有人会说，很多老年人可以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屋和投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个观点从宏观来看是完全错误的。不论何种方式养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老年人的生活。一般来说，产品和服务并不能保存几十年。比如，一个年轻人今年生产了一万公斤粮食，但他消费不了这么多粮食，因此他打算把一部分粮食储藏起来，等他老了再吃。但等这位年轻人老了之后，他吃的只能是当时的劳动者生产的，而不是他几十年前储藏起来的已经变质的粮食。

当然有些资产可以积累起来，老龄化社会的资产的回报会下降很快。例如房子的租金回报会下降很快，因为未来年轻人减少，房子会租给谁呢？企业的利润股票的回报也会下降。所以要通过收租金或者股票分红来养老的难度也会大幅度增加。对外投资养老是否可行呢？对外投资有助于避免本国经济相对萎缩对养老的不利影响，这本质上是让其他国家的年轻人给本国老年人养老。但对外投资，宏观上会导致国内资本大量流失；况且，中国体量太大，没有哪个国家撑得起给衰老的中国养老的责任。

结论是，大部分人还是会依靠社会的养老体系，也就是说由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的税收来养老。那时的年轻人的负担就会大幅度加重。这个放在家庭很容易理解，如果一个几代独生子女家庭，寿命达到90多岁以后，就会形成8:4:2:1的结构，2个年轻人面临需要养12个老人，这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跌到1，一对年轻人就是会面临这种倒金字塔的形状。未来的养老负担会急剧上升，这个对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和活力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创新力与规模效应

我在2023年出版的《人口战略》一书中，提出了人口对于创新力的几个最重要的效应，包括规模效应、老龄化效应、聚集效应和流动效应，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效应（规模效应和老龄化效应）都与少子化密切相关。少子化对创新力的损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少子化削弱人口规模，而人口规模与创新力是正相关关系；第二，少子化加剧老龄化，而老龄化削弱创新力。我们先说规模效应。

人口多就市场大，可以投入的研发人员也就更多。但这种人口越多、创新力越强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具有递增效应的，也就是说，人口越多，不仅总的创新力越强，而且人均的创新力也会越强——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在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在制造行业中，生产100万件产品的单位成本，通常远远低于生产1 000件产品的单位成本。这是因为产品研发、采购设备和建设厂房的投入，一般不会因为产量的增加而等比例上升。另外，制造过程也可以因规模效应而变得更有效率，随着专业化的加强和分工的细化，每家公司或车间都可以专注于一项更加具体的任务，因此更加高效。早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就利用了美国汽车市场的规模优势，第一次普及流水线生产。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每个工人只需要专注于单独一项任务，从而大幅度提高了整个工厂的效率。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大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最大市场，这有助于中国的制造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最专业、最高效。

餐馆、酒店等服务行业也存在规模效应，因为店面的设计、菜谱和食材配方在短期内也只需要一次性投入。连锁店的广告营销，也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因为广告制作和明星代言都不必分散投入成本，大规模媒体投放可以降低成本。另外，在一个高密度的大城市中提供服务（例如银行、邮政、电信）的单位成本，远比在小村庄提供类似服务的单位成本要低得多。

对于高科技或者文创行业，由于研发创新的固定投入是其主要成本，规模效应就愈加显著。例如，投资一部目标为10亿人群市场的电影（或网站）的预算，可以10倍于一部目标只有1亿人群市场的电影（或网站）的预算。而且由于大国的初创企业能够更早实现量产，就更有机会在开拓本国市场取得成功后，迅速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这种先发优势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尤为明显，因为实际上会有大量用户也参与了创新——因为他们的使用而让算法被不断优化，也就是说用户越多，产品就越好用，或者说用户越多，产生的内容就越多。所以当一个社交平台、搜索引擎或者人工智能算法在大国形成规模效应以后，可以把小国的初创企业远远抛在后面。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如今世界上最有钱的网络平台公司，几乎都出自于美国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相比之下，作为以前的制造业强国，日本和德国却鲜有这种级别的互联网巨头或者人工智能公司。在几个最重要的人口效应中，人口规模是创新力竞争中的基础性变量。就好像对一家公司来说，其市场竞争力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那么对国家来说，在教育等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就是一个基础性的变量。

少子化加剧老龄化，而老龄化削弱创新力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体能在20多岁时达到顶峰。然而在现代经济中，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是人类的各种认知能力。除此之外，经验也是形成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综合来说，一个人在30岁和40岁时最有创造力，因为他们已经有10～20年的经验，而且精力仍然充沛，能够迅速地思考和学习。

由于大多数人的认知能力在30～50岁时达到顶峰，学习能力在20多岁时最强，因此年轻人在学习新技能和适应新环境方面表现得更好。而提出创造性经营理念和经营创业公司所必需的知识技能，通常需要从经验中获得。所以，最好的创业年龄在25～35岁。因为这一年龄段的人已经积累了一些知识和经验，也仍然保有开放的心态，并且愿意去冒风险。

由于25～35岁是最适合创业的年龄，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

20世纪50至80年代，日本的经济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具活力的。在长达 30 年的时间内，日本的年均 GDP 增长率超过 8%。日本公司成长迅速，在诸如电子工业、自动化以及工业设备等很多领域中都是创新的领导者。1990年，在国家竞争力的世界排名中，日本高居榜首，而且日本的人均GDP也超过了美国。

然而，到了20世纪90 年代，随着日本的人口开始急剧老龄化，日本的经济命运也迅速反转。创新的引擎很快失去了动力，最具创新精神的日本公司几乎都开始变得迟缓和保守。最初在半导体行业中，紧接着就是软件和通信行业，最后在遗传学领域，日本公司被来自美国和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韩国）的公司赶超。2008年，在最具竞争力国家的排名中，日本掉到了第20位。近年来，日本的人均GDP 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几乎为零。

关于日本出现“失落的几十年”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一些经济学家将停滞现象归因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然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超过10年，而日本的经济停滞却已经超过30年。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真正导致这一停滞的罪魁祸首，是人口的老龄化和创业精神的缺失。

在高科技产业如软件和互联网行业中，初创公司至关重要。在美国的十强企业中，有六家是在近40年内创立的，而在日本，没有一家是在近40年内成立的。美国高科技公司中的公司的创始人至今仍然健在。他们创办公司的平均年龄是28岁。比尔·盖茨创立微软公司时，年仅20岁；莱昂纳多·波萨克创立思科公司时，年仅33岁；拉里·埃里森创立甲骨文公司时，年仅32岁；拉里·佩奇创立字母表公司时，年仅24岁；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创立戴尔公司时，年仅22岁。另外，已故的史蒂夫·乔布斯在 21 岁时创立了苹果公司。这些公司在过去的 30 年里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相当于美国 GDP 总量的 10% 以上。美国经济的卓越表现，可以说主要得益于高新技术企业。

然而，在过去30年里，日本公司的价值却并没有增长多少。我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日本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大都由跨国公司或大型财团的专业经理人来掌管运营。例如，日本最大的搜索引擎是谷歌日本公司，最大的门户网站和拍卖网站是雅虎日本公司，而最大的社交网站line原本是一家韩国公司的子公司。相较而言，在美国、中国甚至韩国，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是由当地的年轻企业家所创办的。这是日本缺乏创业精神的另一个证据。

日本不仅缺少新的企业，而且现有企业也显得保守，僵化和迟钝。当然在一些传统行业，只要用户需求和技术变化不那么快，像传统的汽车行业，高龄的日本企业像本田、丰田还是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在越来越重要的新技术领域，日益老化的日本企业似乎已经跟不上世界技术进步的步伐了。所以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老龄化社会使得本来就少的年轻人，更加失去创业和创新的能力。

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年人会阻碍年轻人的活力。一个员工获得高级职位的概率，取决于相关领域内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如果公司的平均年龄很高，那么年轻员工就不太可能被赋予更多的管理责任，因为高级职位已经被年长的员工占据了。正因如此，一个国家的年龄结构可能成为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整体结构趋于年轻的社会，会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来获得创业所必需的技能。相反，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规模不断缩小，年轻的员工晋升很慢，拥有的影响力较小，技能也较差，因此难以成为潜在的企业家。结论就是，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里，不仅是年轻人的数量变少了，而且由于他们的发展被人数更多的老年人群体阻挡，导致年轻人很难进行创业。

总体而言，日本不仅缺乏新的创业公司，而且现有公司也变得思想保守、行动缓慢、流程僵化。当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步伐加快的时候，年长的日本高管人员就很难跟上了。中国过去几年创新力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其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的优势。但这种优势未来会随着近几年出生人口的崩塌迅速衰竭。

AI时代，更要重视创新能力和人口规模

有人说未来AI（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大量取代人的工作，所以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口。这样的观点似是而非，因为从创新角度，人工智能反而放大了人口的重要性。自从深度神经网络出现以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ChatGPT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超出了几乎所有计算机科学家的预料。一个简单的神经网络模型，一旦拥有了几百亿的连接，并且通过大量的机器学习，就能产生近似人类大脑的通用智能。

创新也是可以部分自动化，人工智能可以帮忙着自动做实验，记录数据和分析数据，或者用机器学习来建议可能成功的解决方案。比如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搜寻和测试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像AlphaFold），人工智能还可以辅助做一些艺术创作。但是一般来说，人类在提出问题和需求方面仍然占主导地位。因为到底需要什么，根本上还是要问人类自己。一些解决方案选择，会牵涉到人类特有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判断。另外从安全角度考虑，人类也不会把创新完全交给人工智能完成。所以人类会继续把握创新的方向盘和最终决策权，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完成创新。

同时，创新能带来成就感和好奇心的满足，以及基于探索过程而产生的乐趣。而且，人工智能取代了一些简单重复的任务，使得创新的工作更加有趣。所以创新将成为一种很高级的精神需求，会吸引更多的人从事这项工作。由此产生的结论是，人类创新活动的规模会继续增大，创新行业的经济占比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会提升。

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会呈现两级分化的状态，即能够参与智能工具的创新的个人，企业和国家，和只能使用这些智能工具的个人，国家和企业。还无疑问，智能工具的使用者，在财富分配，竞争力，影响力方面要远远不如工具的创造者。在一个国家之内，可以通过财富再分配的方式，缓解这种不同人群之间的两极分化。但是在国家之间，创新能力强的国家要远远比富于创新能力弱的国家。中国的少子化会大打削弱中国的创新力和全球财富分配的能力。尤其在国际关系不友好的情况下，更加加剧了被孤立和卡脖子的风险。

所以，未来创新活动非但不会因为人工智能所替代，而且由于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无论对于个人、企业还是国家来说，创新力模型中的几个要素（人口规模、人口能力、对外和对内的交流）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人口规模。中国如果不能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人口将快速萎缩和老化，将在未来的创新竞争中处于劣势，其国家安全的风险也会显著增加。

结论：

少子化对于未来的中国经济可以说是有非常严重的害处。体现在养老体系难以为继，年轻人的税收负担会不堪重负。少子化更大的危害是人口规模的减少和年龄结构的恶化导致的创新力严重受损，从而导致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受损。日本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日本九十年代出现科技的拐点和少子化有着密切关系。而中国现在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很多。中国要避免重蹈日本经济的覆辙，要出台大力支持生育的政策以提高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