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图源:博鳌亚洲论坛
产业链供应链是当前全球经济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产业安全风险日益上升为重要议题。
在国际形势影响和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出现了哪些新调整?如何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如何理解中国部分制造企业的转移?
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第一场分论坛“产业链供应链新格局”上,多位国内外专家、企业负责人对此进行了探讨。
不确定性加剧,供应链更关注安全
“前年、去年一箱难求,一仓难求,外贸企业很痛苦,很多产品运不出去……有些客户开始采取多元化、区域化措施,把供应链和产业链拉到自己身边,越近越好。”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副总经理(简称“远洋海运”)冯波说。
正如博鳌亚洲论坛咨委、澳门特区政府前经济财政司司长、博鳌亚洲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澳门委员会梁维特所言,过去供应链以成本为导向,生产地点主要由成本决定,如今更加关注安全。
过去几年,新冠疫情、俄乌冲突、能源危机、全球通胀、频繁的重大气候灾害轮番上演。梁维特表示,在这样快速变动的时代,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必须事先做好准备。
“过去有ABC(三个生产基地),现在我们还要准备D和E这两个生产基地,因为如果有任何一点崩溃,我可以把产能转移到D和E,这样供应链才能稳定。”他举例说。
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贝哲民观察到,面对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在中国有三种策略:第一,在中国投资供应链,服务中国消费者;第二,将部分产能迁向越南、印尼等国家,即“中国+1”战略;第三,将生产中的战略性环节迁回本国。
意大利造船企业芬坎蒂尼集团把一些生产设施从中国迁到东南亚,其亚太区负责人费里在分论坛上表示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疫情,二是东南亚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逐渐增强的购买力。
费里提到,跨国企业正在锁定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目标受众,想要离终端用户更近一些,定制更适合当地人的产品,更好地理解这个市场。
先导薄膜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世会认为,大客户需要公司在海外建产线,或者在其他厂里给它做配套,于是公司在海外建立分厂,但核心资产、研发中心都留在中国本土。
为了生存,朱世会透露,未来公司有可能在海外设立新企业,只占少数股份,多数股份让给大客户,“作为制造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必须生存下来。”
如何面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局?冯波给出的方案的是变革,使供应链更有韧性,更加可持续。
据他所述,第一远洋海运实行大客户战略,和大客户签订长期合同,用长期运量锁定长期运力,获取长期的回报,第二是进行大项目战略,比如集中资源打造琼州海峡客货运输板块。
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仍会是“世界工厂”
“看一下现实,有多少企业把业务迁出了中国?如果按中国经济的比例和贸易的体量来说,迁出的部分相对是小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目前迁出中国的企业很少,而且迁离也未必是坏事。
他以苹果公司为例,尽管苹果手机把一些生产设施迁到了印度和周边国家,但一些中间部件依然来自中国,这会驱动中国产业升级,创新的步伐是无法阻挡的。
在他看来,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中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是地缘加速了进程。
他将中国大陆类比为三十年前的澳门、,称中国大陆三十年前发展水平较低,来自中国港澳台、韩国等地的资本涌入,如今中国大陆人均收入达到、澳门三十年前水平,把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去,不见得是坏事,这意味着中国工业升级了,对周边国家也是利好。
“我不认为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会失去 ‘世界工厂’头衔,中国依然是最主要的世界制造业的枢纽。” 在姚洋看来,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且产业链完整,依然是世界的生产中心。
对此,贝哲民、梁维特与姚洋观点相似。贝哲民认为,中国将持续成为全球的制造枢纽,其他的市场没有中国这样的规模和速度。梁伟特则表示,自己依然保持乐观,中国无法脱离世界单独存在,同样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朱世会在接受时代财经等媒体采访时表示,行业在中国有完整产业链,公司出海也只是、扩大规模,把它当成增量,把所有东西搬到国外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消费力和供应链优势是不可取代的。
费里则现身说法,疫情以前,美国、中国分别是芬坎蒂尼集团第一、第市场,美国有3%的人坐过集团的邮轮,中国只有250万人坐过,占14亿人的比例很小,中国市场潜能很大,是集团无法忽视的。
他透露,芬坎蒂尼集团在中国与中国企业合作生产邮轮,为中国消费者服务,36%的业务是通过本土供应链实现的,“很多企业依然在为中国市场生产,自然在中国有本土化的供应链。”
冯波认为,当前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变化从两百年的时间维度看是正常的,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企业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管供应链怎么转移,要把服务能力建设随之同步转移,以不变应万变。
“全面国产化不会成为普遍趋势,我们一直在强调要维持开放共融的国际环境,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国家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的保障。”分论坛上,当有媒体提及国产化时,姚洋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