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猛贵州小城，这几年为什么总能出好电影？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无名之辈》让许多人认识了饶晓志，也将充满地域特性的贵州小城推至我们眼前。那些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边缘人物行走在新旧交错的小巷里，充满荒诞感的故事，令人心情复杂。饶晓志承认，这是一部有关家乡的电影，记忆中那些既生动又生猛的面孔给了他创作的冲动，而在他描摹的这幅众生相中，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虚构的创作藏着他真实的个体生命经验。但是，不同于毕赣在民间信仰的浸润中展现出的神秘，以及陆庆屹在偏安一隅的自然主义中体现出的淡泊，饶晓志与故土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

7月初的北京，连续多天被近4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着。位于温榆河边的大道戏剧谷，距离北京首都机场不到10公里，走进园区，安静得能听见风声。在室内，话剧《杏仁豆腐心》正在紧张排练，这是饶晓志时隔8年回归舞台的新作，最近他和团队每天都排练到晚上11点，为7月21日在北京的首演做准备。

在搭建的简易舞台上，两位演员正在对戏。正对他们的是一排工作人员，饶晓志坐在正中间。在排练现场，他说话不多，但句句落在细微。“‘我总是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把这句词里的‘一些’改成‘那些’吧。”他对演员说。有时候，他会纠正演员的一些微小动作，比如说某句词之前，先加一段踱步；或者拿起酒瓶后先顿一顿，别急着开酒。说完上台示范一遍，幽默的动作惹来一阵笑声。

两年前，饶晓志发起晓年青剧团，已在电影界成名的导演重新回归舞台，这被视为“逆流”之举。问及背后的理由，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喜欢啊，我就是从这地方（舞台）出来的，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乡土情结。”

工作中的饶晓志（中）

之所以提到“乡土情结”，缘于我这次拜访他的目的。近年来，尤其自2016年以来，毕赣、饶晓志、陆庆屹等一批贵州导演相继冒头，被称为贵州电影新力量。毕赣以一部《路边野餐》将故乡凯里的独特空间和神秘气息融为一体，并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进一步延续自己的主观体验。饶晓志在《无名之辈》中呈现出贵州边远小城的粗粝质感以及底层人物的挣扎。陆庆屹的《四个春天》则以影像记录了自己这个普通家庭和父母的平常生活。他们的作品在短短几年迅速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令贵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在主流话语中博得一席之地。

不同于毕赣和陆庆屹充满个人色彩的诗意，饶晓志镜头下的贵州彪悍生猛，更加主流的叙事让他的作品赢得了更广泛的观众群体。《无名之辈》2018年上映，在豆瓣上被216.4万人标记看过，评分至今保持在8.0。故事围绕一群小人物展开：进城务工的小伙“大头”和“眼镜”为了出人头地，妄图靠抢劫对抗命运不公；因车祸不幸瘫痪的姑娘马嘉旗，一心想要自我了断；保安马先勇想考却屡次失败，还因醉酒驾车害死了妻子……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剥夺了生存的尊严，不惜以身犯险也想证明一次自己，内心的卑微和不甘同样强烈。“每个看似滑稽小丑的无名之辈，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悲喜与坚持。”一条高赞评论道出了观众的共鸣。

《无名之辈》剧照

对饶晓志来说，这是一部有关家乡、有关自己的电影。电影中身处荒诞困境中的人，有许多他从小到大认识的身边人的影子，那些人“既生动，又生猛”。在位于北京七棵树创意园的工作室里，饶晓志说起自己已离开22年的老家，有些细节残缺模糊了，被一种笼统却挥之不去的感受所取代。

生猛的人

2017年，饶晓志和剧团参加完爱丁堡戏剧节后，从伦敦飞回北京，同行的还有演员章宇。行程中饶晓志有些恐飞，通过听歌来转移注意力。突然听到手机里放出一首很陌生的歌，“初听有些搞笑，细品又有些忧伤”，听到最后，他流下泪来。一下飞机他就找到曾经合作过的编剧雷志龙，把这首歌放给他听，并告诉他，一定要把这首歌加进电影里——虽然那时候，他连要拍什么电影都还不知道。

歌是贵州籍歌手尧十三所作，歌名为《瞎子》。尧十三将北宋词人柳永的名作《雨霖铃》转译成了贵州织金的方言，歌词写道：“我要说走喽，之千里的烟雾波浪嘞，黑巴巴嘞天好大哦。拉们讲是那家嘞，离别是最难在嘞，更其表讲现在是秋天嘞。”对应的是原词：“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粗粝的方言直白地宣泄，离愁别绪在忧伤的曲调中显得更为黏稠。

那时饶晓志已离开贵州16年，在此之前，他内心很少泛起过乡愁，听歌时，有关故乡的面孔和画面却一一冒出来。有些是对他来说算不上重要的人，比如某个过世的亲戚，性格很古板，跟儿子感情不好，很平淡地过完一生；小时候念过书的中学，校门口有一棵树，树上刻着女生的名字。一股强烈的冲动涌现——要做一部有关家乡的众生相的电影。“可能是年纪大了，打开开关只需要一首歌。”饶晓志说。

贵州桐梓县官仓镇街头（徐舟毅 摄）

这股乡愁直接触发了2018年《无名之辈》的诞生。那首《瞎子》果然作为插曲在处出现，同坐那趟航班的章宇则是他的男主角。作为影片的编剧及导演，饶晓志为《无名之辈》里的角色注入了强烈的情感。片中的小人物处境卑微却又不甘心如此，在一出出“闹剧”中尽显荒诞与辛酸。家乡那些忘不掉的面孔，给了饶晓志最大的灵感，不一定具体指某个人，而是某一类人。“章宇饰演的‘眼镜’，喜欢吹牛，一天到晚尽想干大事，这就是我生活中认识的人，血气方刚也是对自己尊严的一种粉饰。”回想起这些，饶晓志也说不清是好是坏，但这些生动的人物和家乡的烟火气，都刻在他的脑海里。

作品一旦诞生，就开始了自己的生长。剧本创作过程中，对白在饶晓志手中不知不觉变成了西南官话，这让人物的性格多了几分火爆和耿直。“眼镜”想敲打兄弟被爱冲昏头脑时，骂他道：“我爱你妈卖麻花情！”瘫痪女孩为了激怒抢匪帮她了断生命，怒吼道：“数到三你要是不开枪，你就是个趴皮！”在饶晓志看来，用这种方式说话，才更符合他对家乡人一贯的血气方刚的印象，一旦换成普通话，“那个劲儿就不对了”。

《无名之辈》剧照

在《无名之辈》之前，饶晓志曾有另一个想拍的故事，也来自贵州。那是发生在六盘水的一个真实案件，弟弟遭抢劫被杀害，哥哥千里追凶。那时饶晓志还没跨入电影行业，等到他跟朋友聊起时，才知道这故事已经被人拍了，就是蔡尚君导演的《人山人海》（2012）。故事中的人物有着极致的生命力和韧性，熟悉的乡土气息令饶晓志动容。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饶晓志并没有形成一种地域上的身份感，即便是在只身闯异乡的年月里。他家所在的遵义，是一个从四川划分到贵州的地方，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文化杂糅的地方。直到多年后，那些不断在脑海中闪现的面孔才提醒他，自己身上始终存在着与家乡同频共振的渊源。

边远小城

在北京见完饶晓志的第二天，我来到《无名之辈》的拍摄地都匀。这是一座地处贵州南部的县级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户籍人口50万左右。都匀没有机场，我只能先飞到贵阳，再从贵阳乘坐30分钟的高铁。然而这天，我计划乘坐的列车却被困在路上。“遵义下暴雨，发大水了。”售票员告诉我。问能不能改签，答：“今天的票都没了，都抢着去（旁边的）榕江看‘村超’了。”我只好转乘汽车。

来都匀之前，我请饶晓志介绍一位当地的朋友带我转转，饶晓志笑了，这还用介绍啊，当地很多人都知道这电影在哪儿拍的。坐上出租车去酒店时，我问司机：“您知道《无名之辈》在哪儿拍的吗？”他立刻指向不远处的西山大桥，“就是那儿啊，拍的时候我都来看了，现在成网红景点啦”。

剧组在片场

都匀城不大，站在九龙寺的山头上，几乎可以一眼望穿。在《无名之辈》外联制片范颖轶的带领下，我和摄影师一路步行就逛完了电影的几个主要取景地。都匀早年沿着剑江河呈南北走势，后来再朝东西两边扩建，由于东西方向多山，城市的宽度始终受限。都匀人傍水而居，剑江河两岸全靠桥梁连接，都匀号称“高原桥城”，全城不同风格的桥梁多达近百座，最古老的白子桥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这里没有界限分明的新、老城区，往往是老建筑旁边就耸立着几栋新建筑，高低错落。这些特征，都是饶晓志相中它为取景地的理由，“空间层次丰富，整个逃跑的动线拍起来有意思”。

这些桥，在《无名之辈》中处处与剧情呼应。桥成为一种隐喻，既是人物走投无路的困境，又是绝处逢生的希望。片中笨贼章宇与瘫痪姑娘任素汐有一段对话：

“你说为啥子会有桥呢？”“因为路走到头了。”“那桥也是路啊。”

《无名之辈》剧照

都匀是章宇介绍给饶晓志的，是章宇的老家。几番实地勘景以后，饶晓志很满意这座小城的烟火气，这与他遵义的老家有共通的气质，随处可见站在路边卖菜、坐在路边吃饭的人，即便深夜，街上也到处是走动的人。西山大桥的旁边就是一条宵夜街，午夜12点，年轻人的大嗓门响彻河岸。范颖轶是土生土长的都匀人，他告诉我，都匀的年轻人，哪怕一个月只拿三五千，也敢一晚上花掉一两千。宵夜、酒吧、KTV、麻将馆，想娱乐的人总是不缺去处，在二十五六度的凉爽夏夜里，舍不得睡去的人宁愿躁动起来。

对饶晓志来说，《无名之辈》的故事是先有了人，才有了场景。那些始终企图对抗命运的人，让贵州成为最适合安置他们的场域。有时候，仅凭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他就能迅速找到一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仿佛是同一地域的人身上自带的雷达。38岁的范颖轶身上也有，《无名之辈》中的那些人，仿佛都是从他记忆中走出来的朋友。他20多岁时，身边全是想出人头地的朋友，该奔的奔过，该闯的闯过，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志气。他说的这种“志气”，具体讲不清楚，但和字典里的“志气”不是一回事，“哪怕身上只有50块，也要买包45块的烟”；有时表现在特别能吃苦，“反正已经没有不能失去的东西了，就放手一搏呗，天塌下来当被子盖”。范颖轶拿自己的一位朋友举例，什么活儿都干过，跑过车、干过工地、搞过装修，“没办法，都是逼出来的，能干的都干”。而他自己的经历也颇为丰富，做过厨师、开过酒吧，干过十几种不同的工作。摆在大家面前的稳定工作不多，无非是在医院、银行、机关任职。

电影《无名之辈》取景地都匀的日常街景（蔡小川 摄）

都匀曾有过一段还算辉煌的历史，那是一段少有人知的过去。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开展大规模“三线建设”，贵州成为重要腹地，来自全国的100多家军工企业和20余万职工迁入贵州，集中在都匀、遵义、六盘水、安顺等地。都匀是电子军工基地之一，范颖轶的父母当年便是从重庆迁到此地工作的，他也成为一名工厂子弟。章宇和他一样。他们从小都是在工厂的学校上学，去工厂的医院看病，直到80年代末，都匀跟上国企改制的浪潮，工厂没落，下岗的人们纷纷自谋出路，各路小生意成为首选。

如今，整个贵州都在积极寻求转型，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到文旅行业，耗资数十亿打造的秦汉影视城以及火爆全国的“村超”都是成功例证。当年《无名之辈》的拍摄也曾得到了都匀政府的大力支持。西山大桥位于交通要道，但剧组仍能争取到两周时间用于拍摄，每天从晚6点拍到第二天早6点。《无名之辈》带火都匀后，来拍摄的剧组多起来。2022年，饶晓志监制的网剧《消失的大象》也来到都匀取景，剧情带着一股熟悉的味道：五线小镇象城准备转型，举办“国际盛事”万人马拉松，一位落魄青年想搭上这趟顺风车，却意外卷入伪钞案的旋涡之中。黑色幽默的故事继续在这座小城上演。

清晨的都匀山顶观景台，斗鸡、爬山和旅游的人在这里相遇（蔡小川 摄）

个体生命经验

在饶晓志这批电影人出现之前，贵州其实也曾多次作为故事背景被呈现在大银幕上。2002年，由陆川导演、姜文主演的电影《寻枪》在贵阳的青岩古镇取景，这里是姜文极力推荐的地方，他小时候随父母“支左”（“文革”期间，被派出支持“左派群众”）来到贵州，在这里度过了几年小学时光。故事以寻找一把丢失的枪为线索，带出一桩命案的真相。小镇陡然起伏的地势、迷雾遍布的天气，营造出影片扑朔迷离、躁动不安的气氛。

后来，王小帅的“三线厂矿”三部曲也将一段残酷青春安放在贵州阴郁潮湿的环境中。《青红》（2005）中高圆圆饰演的女孩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从上海来到贵州，女孩对新家乡渐渐滋生的情感却与父母渴望离开的意志发生冲突，最终导致自己和男友的双重悲剧；《我11》及《闯入者》，相继在犯罪和谋杀的剧情中将这种情绪推至高峰。2012年蔡尚君导演的《人山人海》更是直接用灰白色的喀斯特原生态地貌来映照麻木残忍的人性。

《人山人海》剧照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安燕长期从事电影史研究，她认为在非贵州籍的创作者视角下，边远地区滋生罪案的荒蛮气息被聚焦放大，而到了饶晓志等一批本土创作者手里，贵州被去除奇观化的凝视，回到了一片既藏污纳垢又生生不息的土壤。“他们丢掉了历史包袱，只从个体的生命经验出发。”

具体到饶晓志，他的生命经验绕不开青春时期的县城生活，在遵义山区的响水村长大，在桐梓县城上学，这些经历塑造了他的人生底色。

从都匀往北走，途经贵阳，便可抵达遵义桐梓县。我和摄影师租车前往响水村。车子驶出桐梓县十来分钟后，眼前兀然出现一座座崇山峻岭和悬崖峭壁，提醒我终于来到了贵州山区。此后一个小时的车程里，车子始终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之中，迷迷糊糊中驶出一条弯道后，我被跳入眼帘的景象惊醒了。一片云雾缭绕的青翠山谷中，点缀着一串连绵的白色房屋，悦耳的鸟鸣声盘桓上空。一查地图，这里就是响水村。

饶晓志的老家，贵州桐梓县响水村（徐舟毅 摄）

走进村庄，摄影师拿起相机“扫街”，引起村民的警惕，好几次过来询问我们在做什么。说明来意后，村民带我们去了镇上的集市，“逢三和八都是赶集日”，显然是按农历的算法。这里的集市仍保留着几十年前的布局，什么东西都可以摆在路边叫卖，猪肉、豆腐、干豇豆、塑料拖鞋，喇叭里高声叫着：“衣服20元一件，件件20元。”我想到饶晓志在北京时跟我说到的30年前的响水村：他被爷爷奶奶牵着去赶集。村里总是停电，学校在半山腰，到了晚自习时，山上一排排的马灯就走动起来。他父母都是老师，村里的孩子多半都是父母的学生，这让他在村里很受宠，晚上经常跑去别人家睡觉。街上的铁匠有次从水库打上一条大鱼，大到需要四个人抬，整条街的人都被请去一起吃鱼。镇上还有一位电影放映员，过年过节，总能在路上遇见他，身上挂着各种电影的拷贝，遇到车他就搭一段，没有车回县城就要走三四个小时。

小学五年级时，饶晓志随工作调动的父母搬到桐梓县城。桐梓县北与重庆接壤，如今坐高铁去重庆只需一个小时。这里比都匀更凉爽，除了商业中心的几条街道相对热闹，其他地方都行人稀少，商店有一种未经装修的十年代的简朴感。饶晓志的青少年时光基本在这里度过。2022年他执导主旋律电影《万里归途》，情节和贵州本来不搭界，讲的是中国前外交官在努米亚的战火中历经艰难组织撤侨的故事，但在结尾的镜头中却闪现了“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的字样，作为万里归途的终点。导演的乡谊、人情由此可见。

《万里归途》剧照

贵州多山，以交通不便闻名，但上世纪60年代开通的川黔铁路以及川黔公路在半个世纪前便途经桐梓，给小县城带来川流不息的人群。桐梓老火车站离饶晓志家所住的小区仅百米之遥，后来因为铁路老化，雨季经常线路中断，几年前才转为货运线路。在懵懂的少年时期，饶晓志和身边朋友都觉得桐梓县就是个大都市，其实那时县城最摩登的地方只是一个带喷水池的大转盘。小学毕业时，他和一帮同学约在一家锅贴馆里庆祝，一名同学喝着杨梅酒，大声宣告：“全世界我就知道中国，全中国我就知道贵州，全贵州我就知道桐梓！”

县城历经几拆几建后已经变样，现在饶晓志回去，发现脑子里的画面都对不上了，乡愁也无处可寻。城市化的滚滚进程，以一种庞大的气势笼罩着每个人。《无名之辈》中，“眼镜”和“大头”的本名分别为“胡广生”和“李海根”，寓意在广东沿海地区出生，然后被迫留守在贵州的人。进城务工的两人迷失在新旧更替的高楼大厦之中，努力寻找栖身的位置。

《无名之辈》剧照

在当年缺乏娱乐资源的桐梓县，香港电影开启了饶晓志这代人的文化启蒙。“县城的世界不大，日复一日，但电影带给我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详谈·饶晓志》一书中，他提到一个场景：那时候，父亲带他去县城电影院，里面都是年轻人，穿着喇叭裤，大家用手指有节奏地敲弹座椅，发出一片“哒哒哒”的声音以示催场，整个影院充满躁动的气息。

香港电影对饶晓志的影响，总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踪迹。《无名之辈》中，“眼镜”和“大头”这两个笨贼在落魄中维持着兄弟情谊，“眼镜”对“大头”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先拿钱把装备更新。老子整把AK，给你弄把来福，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也是在县城的青少年时期，饶晓志萌生了进入影视圈的念头，不过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演员。“那时候并不知道表演和生活有什么关系，只是羡慕演员身上的光环。”那时候饶晓志只知道有个北京电影学院，并不知道还有戏剧学院。当时明星黄磊是北影的老师，饶晓志和同学就一起给他写信，信中详述了自己的出身和对表演的向往。后来收到一封回信，里面夹着一份招生简章，他看完就“绝望了”，上面写着考表演系对视力的要求，而他却是个近视眼。考北影的念头就此放弃。

1998年，饶晓志考上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毕业之后，摆在面前的路不多，就在他不知道何去何从时，一位师哥无意中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这位师哥刚去中戏进修了一年回来，他插班读的正是后来出了章子怡等一众明星的96级表演班。师哥向大家讲了许多在中戏的见闻和感受，告诉他们中戏和贵州艺校有多么不一样，这让饶晓志听得入迷，走出贵州的念头变得越来越强烈。2001年，饶晓志考入中戏，这里的求学生涯彻底打开了他的眼界，他开始了解戏剧，知道了塞缪尔·贝克特、路伊吉·皮兰德娄，从此对荒诞派戏剧产生浓厚兴趣。回想当年跟他一样立志要考北电的同学们，后来大多去读了师范类学校，大家就此走上了人生的三岔路。三十几个同学中，如今只有三个人从事本行，还都是饶晓志劝来的，他对他们说：我们得走出去，不然没有出路。

《人潮汹涌》剧照

2008年饶晓志和李亚鹏联合成立春天戏剧工作室，7年里导演并制作了9部话剧和舞台剧，包括《你好，打劫》《咸蛋》《东北往事》《蠢蛋》等，渐渐在戏剧圈有了一点位置。“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从天资到各方面，甚至我的经历也没有过于异类的事。”多种场合里，饶晓志都很乐意提起自己的出身，并用“小镇青年”的身份来描述自己。从小到大，他一直在努力往外走，这个过程被他描述为，“不断打破一些东西，再不断重建一些东西”。故乡的印记一点点在他身上淡化。

在安燕这样的研究者看来，贵州新一批创作者各有特色，毕赣在民间信仰的浸润中展现出一种神秘，陆庆屹在偏安一隅中体现出自然主义的淡泊，而饶晓志和故土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继而与普遍的现代化联系更紧密。“他随时都可以跳出地域。”言下之意，饶晓志的创作对地域的依赖没有那么强，后来他拍了一系列商业电影，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

2021年他发起成立晓年青剧团后，一口气签约了10位青年导演，并宣称未来5年要在不同城市设置5个“晓剧场”，让剧团形成集体效益，不再耽于一部戏的成败。剧团还将涉猎广播剧、剧本杀、密室逃脱、即兴戏剧工作坊等不同领域。饶晓志自嘲这可能是因为小镇出身带来的影响，在很多关键性的抉择上，他都体现出一种理性和谨慎。即便做影视项目，他也始终重视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平衡。《无名之辈》之后，他开始进军商业电影，《人潮汹涌》和《万里归途》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票房上的成功。

《无名之辈》以后，饶晓志再没有回过贵州拍戏，“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样的使命感”。仿佛他的乡愁和青春情绪已得到抒发，想说的话暂告一段落。不过，他仍然推荐了两部自己监制的戏去贵州取景，“这里适合黑色幽默、有小城质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