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多看了一眼，检察官揪出漏罪毒贩

本报记者　章宁旦 邓 君

本报通讯员 庞元锐 陈苡婷

一眼“揪”凶的情节，大多出现在警匪片和侦探当中，令人惊叹。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情节——在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检察院近日审查的一起贩卖案中，检察官只因多看了一眼“他”的名字，在办理另一起案件时发现了似曾相识的“他”。在该院开发的链条式犯罪监督系统模型支持下，“他”的名字竟然在第三个承办人的审查报告中出现52次。“他”，终究没能藏住漏罪细节。

追诉漏罪、漏犯是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但又面临着线索来源渠道窄的困境。对此，化州市检察院探索向数字要检力，截至目前，该院已建成包括链条式漏罪监督模型等36个，获取数据4702条，推送线索191条，监督行政机关立案10件，发出检察建议6份，助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赋能治罪与治理并行的实现路径。

今年6月27日，一起贩卖案的卷宗移送到化州检察院审查。承办该案的梁检察官前后两次提审犯罪嫌疑人田某文。第一次讯问，田某文只对公安机关移送的两次犯罪事实作出供述；第二次讯问时，其又供述了在公安机关未承认的一起贩卖事实。

“我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的名字，但一时又想不起具体情况。”梁检察官表示，对田某文这个名字似曾相识。

检察官决定追踪到底。但是，在“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2.0”上又搜不到田某文的名字，有着13年办案经验的梁检察官有些困惑。

直到案件快要结束办理时，根据综合审查中掌握的信息，梁检察官才想起来，2022年底，在其他承办人主办的案件联席讨论会上，他从审查意见书上第一次看见田某文的名字，“犯罪嫌疑人田某文是另案处理的同案犯”。

今年7月，化州市检察院联同中国电信化州分公司召开“数字建设”磋商座谈会，双方对法律监督模型开发的构建目的、建模方式、逻辑条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优势互补、打击犯罪、线索移送等工作上达成共识。

梁检察官趁势而上，和该院系统工程师陈定聪商量建模事宜，探索技术信息化部门和业务部门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打造链条式漏罪监督模型，以技术手段实现“智慧追犯”。

该系统通过引擎搜索、信息化采集、字段筛选等手段，运用云端调取涉毒类犯罪审查报告等材料，建立数据库，重点对贩毒案件的上下线人员、上下游犯罪进行关联，竟然筛选出了5条有效结果——在他人吸毒类案件中提取出田某文的漏罪线索。

根据该“案中案”线索，化州市检察院迅速向当地公安局发出《调取证据材料通知书》，督促其在《意见书》里补充其中的漏罪事实。

其后，该院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上下线关系中，即在另案处理的下家董某权供述中，掌握其向田某文购买的初步事实，并要求侦查机关进行电子证据检验鉴定，固定了田某文第4次贩卖的证据。根据证据指向，田某文于2022年10月28日贩卖了0.2克。

根据该模型成果，今年8月16日，化州市检察院依法对该案提起公诉，田某文因4次贩毒被判刑3年3个月。

“犯罪嫌疑人和盘托出、彻底认罪的不多，承办人的讯问技巧很重要。但是建立链条式犯罪监督系统模型，碎片化信息可以成案源，这对于在司法程序的开端就能及时发现遗漏的犯罪事实或者漏犯，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检察办公室主任张彧说。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在办理链条式犯罪案件时，由于存在信息“孤岛”等原因，经常会出现漏罪漏犯的情况。比如贩卖类案件，在审查中，当已经适用认罪认罚、已经将案件公诉、已经作出判决后，仍然可能会发现遗漏的犯罪事实，此时再重新适用认罪认罚或者追加等，都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会降低司法效率。

适用监督系统模型，改变了阅卷方式和办案方式，从传统的个案审查向类案监督转变，通过对整个犯罪链条可能涉及的上家、下家、共犯，以及监督和关联性犯罪进行全方位排查，实现对上下线、上下游犯罪窝点“一锅端”，更高质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这个模型开发的初心是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从个案办理带动类案查办，由一域到全域。”化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辉谋表示，该院正不断深入研究数字检察模型，一个模型从雏形到成型，将会带来以点带面的效应，能促进溯源治理、系统治理，让能动司法的检察活力进一步释放，让人民群众从更优更实的“检察产品”中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