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徐志摩离婚后，她迎来开挂大女主人生

张幼仪身穿黑色旗袍于上海拍下这张肖像（约1937年），时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图/《安之如仪：张幼仪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

被动离婚的“诗人前妻”

提到张幼仪，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里，演员刘若英所饰演的那位端庄、保守的“诗人前妻”。剧中的张幼仪经历了巨大的转变，离婚前，她事事顺从父母和夫家，离婚后，她迅速蜕变为企业家、银行经理，事业大踏步前进，和徐志摩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还尽到了抚养儿子和赡养父母的责任。看起来，这个角色拿到了“大女主”一般的剧本，但实际上，这些经历并非戏剧虚构，都是完全真实的。历史上的张幼仪的确经历过这样的蜕变。导致这场蜕变的，正是她和诗人徐志摩的这一场石破天惊的离婚案。

事情要从1922年说起。那一年，在德国柏林，年仅22岁的张幼仪在几乎没人陪伴的情况下，生下了二儿子。刚刚生产完毕，丈夫徐志摩就带着离婚文件出现。在张幼仪怀孕生产期间，他只托人给张幼仪带过一张字条，其中提到：“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徐志摩的意思是，希望两人为了社会理想勇敢起来，创造自由离婚的历史。见到前来要求离婚的徐志摩时，张幼仪还处于产后的虚弱不堪之中，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在文件上签字。

离婚前，徐志摩一直在表达对这场包办婚姻的厌恶，他甚至形容张幼仪是“土包子”，不符合他心中现代女性的形象。可这段婚姻也不是张幼仪能够选择的。1915年的浙江，年仅15岁的宝山姑娘张幼仪由家人做主，嫁给了海宁硖石地区的富家独生子徐志摩。促成这段婚姻的是张幼仪的四哥张嘉璈，他在杭州做浙江都督秘书时，在学堂中一眼挑中了徐志摩的作文卷子，觉得他才情不凡。于是，张嘉璈开始打听徐家家境，发现两家门当户对，就立刻提议结亲，徐志摩的父亲欣然同意。

当时，民国已经建立，但五四运动尚未发生，虽然社会已经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和松动，绝大多数人还是被传统道德束缚，践行“门当户对”，哪怕是富足、有文化底蕴的张家也不例外。张幼仪家中的兄弟，大多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张君劢、张嘉璈都有海外留学经历，但张家的姐妹们却得不到父母的教育支持，他们一心只想让女孩们“嫁个好人家”。而一直被灌输传统观念的张幼仪本人，大脑中也没有“离婚”这个现代概念。因此，即使徐志摩很快就流露出对她的不耐烦，她依然在徐家过着伺候公婆、生养孩子的日子，从来没有想过反抗。

1918年，张幼仪生下了徐志摩的第一个儿子，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也因此，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徐志摩得到了父母同意，前往美国留学，后来又前往英国学习。五四运动很快爆发，新思想燃遍全国，海外留学生的圈子更是新思想诞生的阵地，徐志摩当时已经以才华闻名，在追求自由的事情上更是不落人后。正如胡适所言，徐志摩一生单纯的信仰就是爱、美和自由。从那时起，他写回国内的信件中透露的忧郁情绪，开始令家人不安，于是，全家决定派张幼仪前往英国，看看徐志摩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与徐志摩在英国团聚后，张幼仪已经猜出对方想要离婚，她才想起，徐志摩曾对她提过，他的烦恼根源在于旧制度对人的束缚，也立志要做第一批离婚的中国人。此时，张幼仪担心的并不是被离婚，而是可能会被“抛弃”的自己。这个想法，其实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面对婚姻问题的真实感受。在徐志摩的前辈学人中，留过学的胡适、鲁迅都有被包办的妻子，但他们也没有作出离婚的选择。因为他们大都考虑到，在旧道德中，女子被离婚会遭遇“不贞洁”等指责，也会失去经济来源，如果他们率先离婚，虽然可以赢得先进名声，但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倒霉的可能是并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女方。

但徐志摩不是胡适和鲁迅，他从小生活富足，一直有人照顾，生活中没吃过苦，对自由的追求也更加自我、理想化。去北大后，他对爱、美和自由的渴望更加强烈，他想象中的妻子应该是才貌俱佳，能够与他琴瑟和鸣的人，不是张幼仪这样一个态度保守的女性。此时，在中国已经有了离婚的相关法律，《大清民律草案》已经规定，男子不满30岁，女子不满25岁，自愿离婚者，只要经过父母同意即可生效，民国的法律则沿用了大清的这一规定。不过，除了顾维钧这样的人物，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选择和父母抗争，进行离婚。

徐志摩决心与封建传统反抗到底。但这背后的代价首先由张幼仪背负了。1921年，张幼仪在英国怀上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早就想离婚的徐志摩却冷酷地劝她打掉孩子，还开始跑到欧洲各地游历，不再回家。张幼仪开始感到害怕，害怕自己惨遭“抛弃”后的命运会像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传统女性一样悲惨。她写信求助在巴黎读书的二哥张君劢，张君劢劝她不要打胎，称自己可以帮忙养孩子，才让张幼仪安心下来。

比起胡适的妻子江东秀和鲁迅的妻子朱安，张幼仪不但是当时为数不多离婚的中国女人，还是在国外怀孕期间“被离婚”，这个遭遇可谓困难重重。但幸运的是，她也并不是完全的旧式女子，离婚则彻底触发了她体内的现代因子。小时候，她在二哥张君劢的帮助下反抗过裹脚，也自己争取去读中学，前往欧洲后更是见了不少世面。徐志摩“失踪”后，张幼仪开始跟随在欧洲访学的二哥，辗转巴黎、柏林等地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张幼仪的性格起了变化，她第一次没有理会徐志摩的意见，决定把二儿子生下来。

同时，张家优渥的条件，兄弟姐妹们的开明和体贴，也让张幼仪有了“打胎”之外的选择。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当时是个单身汉，没办法照顾怀孕的张幼仪，在他的帮助下，张幼仪开始与一对学者夫妇在乡下合住，开始了她自力更生的生活，也是在这对夫妇的影响下，她第一次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后来，张幼仪在欧洲留学的七弟张景秋陪她一起到柏林生活。在张幼仪怀孕期间，张景秋承担家务，照顾她，给了她强大的支持。

晚年的张幼仪回忆，从她独自前往巴黎寻找二哥那时起，少人帮助的苦难，徐志摩的冷酷态度，逼得她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而离婚，也似乎从别人的需求，慢慢变成了她自己诉求的一部分。在外人看来，她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离婚，是被徐志摩逼到绝境，但也可以说，这一次她没有听父母的话，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作出了离婚的决定。这看似被动的选择，让张幼仪的人生彻底迎来了新的转机。

张幼仪与徐志摩于1921年在欧洲拍摄的第一张合影，翌年二人便告离异。

精彩的下半场人生

张幼仪曾对侄孙女张邦梅说：我生在变动的时代，我有两副面孔，一副听从旧言论，一副聆听新言论。我有一部分停留在东方，一部分眺望着西方。我具备女性的内在特质，也有男性的气概。

现在回看，张幼仪的人生，确实可以22岁时的离婚案为分界线，作出新旧之分。离婚之前，她站在传统思想的那一边，不敢反抗；离婚之后，为了生存和尊严，她开始努力学习新世界里的一切。她再也不想回到过去那个被徐志摩嘲笑成“土包子”的人生中。

十八岁的张幼仪与长子徐积锴。

从旧女性成为新女性，一开始肯定是要经历痛苦的。签下离婚协议后，张幼仪在德国先是和一位外国女性合住，有了这位室友的帮助，她就可以在一所学院学习幼教课程，晚上再照顾孩子。这样劳累的日子她过了三年，学业有了进展，二儿子却在国外夭折了。悲痛之下，张幼仪决定回国，和国内的亲人们生活在一起。讽刺的是，儿子去世时徐志摩帮不上张幼仪，回国后的张幼仪却还得帮忙处理徐志摩和新妻子陆小曼结婚的事宜。因为二人离婚后，徐志摩父母拿自己任性的独生子没有办法，只能依赖办事稳妥的张幼仪，甚至要认她为干女儿，连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都要征求她的意见。

张幼仪与孙辈们，拍摄于上海海格路家中。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传播新观念是容易的，但具体的生活总要有人勤勤恳恳地负责。张幼仪就是亲朋眼中那个肯负责任的人。而张幼仪也逐渐发现，如果自己将这种天生的责任感用到商业上，也可能会迎来很多机会。回国后，除了处理家中杂务，照顾大儿子，张幼仪也开始寻找工作。很快，她就到上海东吴大学做了德语教师，同时还到她的八弟张嘉铸的“云裳”时装公司任总经理。“云裳”在他们的打理下慢慢有了名气，最厉害的时候几乎接待了所有当时的名人，包括徐志摩和陆小曼，名媛唐瑛等人，都会去“云裳”做衣服。慢慢地，徐志摩开始对张幼仪刮目相看，他在写给陆小曼的信中，大力称赞自己的前妻“有志气、有胆量”。

虽然张幼仪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夫妻，但是她对徐志摩本人，甚至对徐志摩的所有亲人，还是怀有一种责任感。1931年，徐志摩遭遇空难去世，张幼仪在徐志摩父母的请求下主持大局，处理徐志摩的身后事。虽然她并不喜欢陆小曼，但此后的日子里，她一直用自己的金钱资助陆小曼，一直到1944年才结束，因为她觉得陆小曼是自己儿子的继母，她是在替儿子践行责任。徐志摩的父母更是坚持生活在张幼仪附近，张幼仪最终将他们养老送终。直到1953年，她才在香港重新结婚，过上了属于她个人的小日子。

或许是因为有过在异国他乡“被抛弃”的记忆，张幼仪在后半生一直在仗义出手，帮助同时代的女性发展自己的事业。早在去东吴大学教书时，张幼仪就在一群女性的请求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助她们管理银行的资产。在抗战中，她还用自己的信用帮助这家银行保住了一笔资金。她也时时为家中的女性操心。她的大儿子结婚之后，张幼仪开始出钱资助儿媳学习，鼓励她保持自强自立。就这样，张幼仪在打拼事业，助人为乐的后半生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晚年的幸福与平静

1989年初的一个冬日，张幼仪在美国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在侄孙女张邦梅的眼中，张幼仪在美国的晚年生活幸福而平静。她保持着健康的生活习惯：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做四十五分钟体操，然后吃一份麦片粥配鸡蛋的早餐。她喜欢看报纸，和家人聚会，像年轻时一样热衷学习，报名了德语、插花等老年课程，还因此结交了新朋友。偶尔，她会打打麻将，允许下一点金额不大的赌注，增添生活的乐趣。

1986年圣诞节，张幼仪与张邦梅在张幼仪位于纽约的寓所中留影。

在张幼仪去世前的一晚，张邦梅替代亲友照顾了张幼仪一晚。她知道，在多年的陪伴和聆听中，她们已经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友谊，甚至可以聊很多超越祖孙之间的话题，比如，张邦梅从小一直不理解张家人对徐志摩的“过度崇拜”，表现得最明显的人就是张邦梅的爷爷、张幼仪的八弟张嘉铸，他从小崇拜徐志摩到老，甚至不顾姐姐的感受，去参加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晚年，张嘉铸甚至对张邦梅说，为张幼仪做传记时要对徐志摩“善良一点”。想到张幼仪曾经因为徐志摩而遭受的痛苦，张邦梅就对这种崇拜之情感到气愤。

对于对待徐志摩的态度问题，张幼仪是温和且诚实的。她对徐志摩有感谢，也有抱怨。她对他所提倡的先进思想无比赞成，并真心地感到自己曾从中受益。因为她曾说过：“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但当张邦梅问她，如何看待徐志摩写给去世的二儿子的那篇辞藻华丽的文章时，张幼仪还是坦白地说，从徐志摩的行为判断，他压根不担心她和孩子当年的生活。因为徐志摩从始至终没有照顾过孩子，也没有赡养过。“文人嘛，就是那个德行。”她略带幽默地评价说。

如今，张邦梅眼中的张幼仪，不再是家中那个可亲的老奶奶，也不完全是书中敢为人先的豪杰人物，更不是什么“诗人前妻”。她花费了多年的光阴，将一个更真实、更有主见的张幼仪写入了历史中：一个生于旧中国却没有裹小脚的女孩，一个离婚后独自抚养儿子的坚强女性，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一个极富责任感又爱学习的人。正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在《谈徐志摩》一文中对张幼仪的评价：她沉默地、坚强地度过她的岁月，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

（参考资料：《安之如仪：张幼仪回忆录》，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6月出版）

记者：仇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