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一直在等待必然来到它身边的人

原标题：莫高窟，一直在等待必然来到它身边的人

◎宋展翎

莫高窟，一直在等待必然来到它身边的人。樊锦诗，应该注定是其中之一。

樊老的人生故事，我们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遇一人，到白首；择一事，终一生。在历经生活的喧嚣沉浮之后，这种心无旁骛、沉静自持的境界已然成为当下很多人的人生理想。而如何用电影的艺术形式来呈现，则是非常考验创作者艺术功力的一道难题。

人物传记片，是电影创作中非常特殊又颇具魅力的一种类型。影片创作者需要将传主（传记主人公）已然客观存在的人生轨迹，以他者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并进行艺术文本上的重构——而这个过程中的一切虚实取舍与艺术再塑，又皆可视为创作者借由真实传主而书写的“精神自传”。当影片完成并在银幕上呈现给观众时，每一个观者又似乎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尽了自己的人生——这种现实与艺术的重构和互文，往往使得人物传记片兼具了多重的审美价值。

面对樊锦诗的不凡人生，电影《吾爱敦煌》的导演苗月依托丰厚的创作沉淀和清醒的艺术定力，在叙事构思上选择了做减法的方式，将樊锦诗的人生经历重点聚焦于她担任院长之后对内对外与各种力量的博弈上，而青年时期则用散文诗的方式轻轻带过，只留墨于常书鸿院长对她的启蒙和点拨，让观众记住了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女孩的背影。

与此同时，影片有意地疏离于强戏剧情节，更多以诗性纪录的形式呈现，强化了电影的人文质感。整部影片素净而古朴，就如伫立大漠的莫高窟一样穿越千载的风霜，静静地观望着我们这个热闹喧嚣的时代。

镜头语言：深沉平缓，静态构图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敦煌的宏阔壮美与莫高窟的清冷雄浑既是自然馈赠，更是历史沉淀，任何过多技巧雕琢都未免显得多余。影片用深沉舒缓的静态构图和自然色调，使观众不得不沉下心来，仿佛置身于辽阔静谧的孤烟大漠，而多次出现的一轮明月和九层楼角的固定空镜头，则颇具古典传统工笔画构图的意味。

整部影片除了有一定历史跨度的追忆戏份使用黑白色调外，只有一场戏在镜头语言上做了调整，那就是樊院长（陈瑾饰）与旅游开发公司经理（孙敏饰）一场吵架对峙的戏。整场戏使用了一定量的手持摄影和晃动的伪主观镜头，色调上也调低亮度增加了暗灰色调，用电影语言使观众的情绪更有在场的沉浸感，银幕内外似乎一起经历了这场莫高窟的生死考验。同时，也将莫高窟所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和市场经济大潮下一部分人为金钱利益所驱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昭然呈现，令观众感同身受。

人物表演：大巧若拙，自然朴素

苏轼在常州逝世前曾对友人维琳方丈留下了最后一句话：着力即差。意即凡事过于努着力量去做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自身能力不足，要不然就是环境因素不宜，皆非成事的好时机；若过于折腾的刻意为之，则从初始就落了下品，失败的概率自然也比较大。这句“着力即差”可谓是苏轼对自己一生际遇的终极感悟，却也恰巧与表演这门艺术非常契合——无论是情感的爆发戏还是平淡的过场戏，“着力”往往意味着演员表演能力的欠缺。

饰演樊锦诗的陈瑾老师是非常有独特气质且极具辨识度的一位优秀演员，她的表演鲜见“着力”，却令观众对她过往所塑造的一系列清冷悲悯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记忆犹新。她的表演方式内敛沉稳、不疾不徐，在与角色靠近融合的过程中却不失演员自身的魅力，具有独特的韵感和意象。陈瑾老师在片中的旁白波澜不惊却深具力量感，为影片的整体气质增添了深沉之美。

或许是为了与导演的整体风格相统一，陈瑾老师饰演的樊老沉稳而大气，在表演过程中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肢体动作和夸张的面部表情。但减少夸张往往意味着更加需要演员调动内部动作来充实表演，否则在大银幕特写镜头的投射下，会使表情显得呆滞和平面化。而陈瑾老师在《吾爱敦煌》中的表演，面部表情的细微控制娴熟生动，情绪的衔接流转自然流畅，塑造了一位沉静坚韧、清醒坦然又颇具儒雅书卷气质的樊锦诗。

青年演员宫哲在影片中饰演敦煌研究院年青一代的美院毕业生小侯，清澈而倔强的面孔一如当年《我们俩》中的小马，稍有不同的是多了一份岁月赋予的成熟气息。宫哲身上清冽干净的气质是内地同年龄段女演员中难得的，如今又经过了数部影片独当一面的演技历练，未来可期。

配乐设计：悠远大气，梵音绕梁

《吾爱敦煌》的音乐是由作曲家何训友创作的。他是一位低调地专注于创作的音乐人，曾经发现并培养了朱哲琴、谭维维等优秀歌者。他对空间声场技术的运用尤其出色，创作的《阿姐鼓》《说唱俑》等作品极具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同时又充满了现代音乐的灵气和轻盈。影片《吾爱敦煌》整体的音乐风格悠远大气，经常用打击乐或单一乐器的演奏来营造莫高窟梵音绕梁的空灵之感。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汇融合，同时也是充满艺术灵感的神奇所在，久负盛名的敦煌“飞天”就是传说中的佛教司乐之神。影片同名主题曲《吾爱敦煌》经由演唱者谭维维宛转悠长的唱腔和转音似乎足以让莫高窟壁画前的听者穿越历史几千年的时光，到达古代丝绸之路的盛世敦煌。

整部影片的气质是温柔而坚定的。它以虔诚的敬意，展现了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李云鹤等几代敦煌文物工作者对文化艺术遗存保护的理想和坚守，塑造了以樊锦诗为代表的一群可爱可敬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富有学识和胆略，并深具文化思考下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不足之处是欠缺了一些对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度回溯，没有深入地去探寻人物情感肌理。如此，在呈现上就会显得单薄，就这个题材而言缺少了一些视野纵深感和历史厚重感。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不仅是中华民族艺术史的巅峰，更是一幅跨越千年的历史风貌组图和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一眼千年，历史的斑驳中尤以唐宋时期的审美为高，但也恰恰经受了最多的历史风霜，因此莫高窟的保护传承和研究管理已经迫在眉睫。樊锦诗担任院长之后，一方面组织了石窟的修复工作——根据不同洞窟的特点，制定不同的修复方案；另一方面，通过温度、湿度等数据精确计算洞窟每日可以容纳的最大客流量，有针对性地科学限制人流。同时，还积极地使用数字技术临摹和留存文化遗产，以敬畏之心将珍贵文化遗产长久地传承给后代。

莫高窟孤寂千年，历经岁月沧桑和磨砺，终还是有幸等到了必然来到它身边的守护者。上个世纪，藏经洞文物大量流失，陈寅恪先生曾恸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时至今日，若先生泉下有知，感应到如今敦煌莫高窟之现状，想必也会心有所慰。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