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汉臣”，诸葛亮和荀彧的选择为什么截然不同？

在山河破碎、军阀割据的汉魏更迭之际，不乏有一心拥护汉祚，期图平定天下叛乱的理想主义者。

地方上，诸葛亮所效忠的刘备集团，自始至终高举着“兴复汉室”的大旗；而在的朝堂上，荀彧也是汉臣，虽然他所追随的曹操挟献帝于许都，亦以“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大汉政权正统自许。

乍一看，两个人拥护的似乎是汉室。然而，双方却自始至终否认对方政权的正统。诸葛亮与刘备的政权叫做“季汉”，取在西汉、东汉后的第三个大汉政权之意（另有一说取季之最小、最末之意，不为蜀汉政权专称，亦可指汉之末世。）；荀彧所维护的政权则正是那尚未灭亡的“东汉”。可以说，曹氏是刘备集团眼中的汉贼，而刘备集团也正是曹氏要挟令的不臣之一。

影视剧中的诸葛亮。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在这条忠汉之路的尽头，二人殊途同归。在曹操进封魏公的前一年，大汉将倾之际，荀彧殉汉于疑为冬雪的安徽寿春；而在北伐未竟、蜀中未定时，诸葛亮也含恨在秋风萧索的五丈原怀着未遂的志愿而去。可以说，为了兴复汉室，重整山河，二人都燃烧了自己的整个生命。

那么，让诸葛亮为之鞠躬尽瘁的汉室，和让荀彧不惜以身相殉的汉室，为什么不是一个概念？又是什么导致了二人截然相反的选择？

治世从来只堪闻，刀兵祸中全此身

截然不同的成长境遇

粗略一瞧，诸葛亮与荀彧的相似之处还不少。

论身份，二人俱是史家笔下经纶济世、德才兼备的家，也是各自阵营举足轻重的“头号人物”。诸葛亮是《三国志》当中获得独自列传殊荣的两位名臣之一，《三国志·诸葛亮传》:“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荀彧则在连诸葛亮都要感慨“魏殊多士”的北方朝廷，在人才济济的大内“领典枢机”，总领政务。

所以，诸葛亮是刘备集团起家并长期维稳发展的决定性人物，荀彧亦是曹操草创基业的首席功臣。

论形象，诸葛亮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还颇具“英霸之器”。荀彧则被潘勖形容为“瑰姿奇表”。《典略》：“彧为人伟美。”就是又高又帅的意思。有趣的是，其实陈寿并未在《三国志》之中提及荀彧的长相，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对此愤愤不平，直言：“臣松之以本传不称彧容貌，故载典略与衡传以见之。”翻译过来，语气仍是如小迷弟一般，“陈寿居然连荀彧的这么好的形象都不写上一笔，我必须要补充！”并接连罗列了包括史料、碑文、他人评价等证据。若不是裴松之这一“冲冠一怒为先贤”，恐怕今天的荀彧也不会有那样多的“颜值粉”了。

影视剧中的荀彧。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论家世，颍川荀氏自荀子至荀彧已历十三代，人才辈出，门第清贵。相比之下，琅琊诸葛氏虽没落，却也是没落的“诗礼簪缨之族”，是能够保证子弟受到充分的诗书教化、接触当地上层社交圈子的世家。

论私德，荀彧是“家无余财”，连十分亲近的族人求官，也会婉拒。除此之外，他低调简朴，尊重人才，从不因自己位高权重而搞特殊。而诸葛亮这位已然符号化的道德模范更是不必多言，他的至忠至信，成就了与刘备的千古君臣佳话。宵衣旰食，鞠躬尽瘁，只为国谋，毫无私心。他更是在《与李严书》之中自陈“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财产仅有百株桑树、数顷薄田。

论才华，更是不必多言。被描写成全知全能形象的诸葛亮，为政能使蜀中人民由衷赞叹“不见其比”，打仗更是能让强魏上下为之震悚，闲暇时搞个小发明，都是记录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木牛流马”“诸葛连弩”。而荀彧自小被誉为“王佐之才”，是天生的家、战略家，他辅佐曹操以少胜多击败袁绍，打赢官渡之战，平定了整个北方。又适时提出奉迎天子，让大汉朝廷在风雨飘摇之中又存续了二十余年，是颍川荀氏自荀子之后的第一等人物。

今之览者，站在后人视角看，往往会更关注古人们的功业，关注波澜壮阔的宏伟叙事。而站在当时人的视角，便可关注到他们之间的年龄和辈分差距，从而推断出他们的成长经历，进而理解他们一生的抉择与取舍。

荀彧在初平三年（192）投奔曹操，那一年他只有29岁，据此可推断出荀彧生于延熹六年（163）。而诸葛亮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八零后”，他出生于光和四年（181），小了荀彧18岁，可以说并不是一代人。

太平治世的十八年，与乱世的十八年相去甚远。荀彧的童蒙岁月中，大汉朝廷已然是朝政黑暗、宦官掌权。荀彧的父亲、名列荀氏八龙之一的荀绲甚至都为荀彧求娶了宦官唐衡的养女，定下了相差十多岁的娃娃亲。

《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转以与彧。父绲慕衡势，为彧娶之。彧为论者所讥。”（裴松之因唐衡去世时间与荀彧娶亲时间差距过大、荀氏贯有清操为由驳斥之。该史料为孤证，存疑。）

河南许昌荀氏八龙冢。摄影/王小丫

但是，彼时天下尚未大乱，荀彧仍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里长大并成熟起来的。他就好似一位现代的“三好学生”，读圣人书，习君子六艺，到了适当的年龄举孝廉入仕。在天下将乱时，他已过弱冠之年，甚至可以预判走势，弃官回乡劝说族人迁徙。自那时起，便可窥得荀彧洞若观火的战略眼光，他所预判的战乱成为了现实，他劝说无果的族人在这场初乱中失去了生命。

《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董卓之乱，求出补吏。除亢父令，遂弃官归，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怀土犹豫，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彧独将宗族至冀州。……卓遣李傕等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颍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

而诸葛亮出山前的岁月，却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高卧隆中，静待明主的悠然闲适。他年仅四岁时，黄巾起义爆发，各地军阀开始厮杀。而诸葛亮所生长的徐州，历来便是兵家要冲，在曹操、吕布的铁蹄下数易其主，诸葛亮一家也在战乱之中辗转逃往襄阳定居（具体时间点存疑）。

《资治通鉴·卷六十》：“秋，操引兵击谦，攻拔十馀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保郯。初，京、雒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

可以想见，自诸葛亮记事起，所闻所见便是一个兵乱不止的残破世道。童年时期，便被迫在铁蹄与钢刀下，在遍地横死的饿殍之中艰难求生，躲避战乱。他三岁丧母，八岁丧父，由叔父诸葛玄抚养，自小寄人篱下。《三国志·诸葛亮传》：“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

在荀彧的记忆里，有大汉没落时日薄西山的环境，有权臣霍光主政，然国祚仍为汉的特殊案例，也有王莽篡汉后并不长久的政权与未得善终的结局。因此，荀彧对待他与家族自小生长的“东汉”有着更强的认同感与更深的了解，也更倾向于维护原有的政体。这也是他允许曹操大权总揽的重要原因——若曹氏可以平定天下，效法霍光亦不为过。

《三才图会》中的霍光

诸葛亮的一生，从降世到死亡，都未曾亲眼目睹过他所读的圣贤书里描绘的“风乎舞雩”大同治世。四百年煌煌大汉的一切荣膺与清平，对诸葛亮而言只能是空对书卷的美好想象，亦或是从前辈口中听得的迢遥往事。相比荀彧，他对东汉更为陌生。也并不拘泥于维护那个“旧汉”，不排斥去拥立一位有着汉室血统、更与自己可堪刎颈之交的君主。而荀彧所追随的曹操在诸葛亮的眼中，却是一个曾经屠戮过自己的家乡，让无数街坊玩伴命丧黄泉的残忍军阀。而在荀彧择主之时，刘备尚未显名。从荀彧放弃袁绍，投奔曹操可见，刘备很可能并不在他当时的考虑甚至是知情范围内。

然而，诸葛亮和荀彧因为所处位置和际遇的不同，在作为上很难放在一个水平线上去比较。从官职上来说，诸葛亮官拜丞相，后主刘禅呼之为相父。无论是钱粮资源亦或是人才储备，蜀汉都远不及强魏。故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地位更接近曹操一类“人主”，事无巨细一概包揽。反观荀彧，汝、颍、冀人才不可胜数，可以长期支持“唯才是举，各司其事”，文学有建安七子，军事有五子良将，再加上长期沐浴王化的先天优势，环境相对稳定。因此，荀彧的职权范围不需要也并没有诸葛亮那样广。同样是大志不得酬，荀彧因反对曹操称魏公中途殉道，生前亦两次辞让三公之位，其所担任的最长期、最紧要的官职为侍中守尚书令，职权上还是属于人臣。

影视剧中的曹操与荀彧决裂。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举个简单的例子，诸葛亮好比一所普通学校的尖子生，各方面都非常拔尖，拔尖到可以代替老师教导学生，拔尖到万事皆可做，拔尖到令众人黯然失色。效仿《红楼梦》行酒令抽花签儿，诸葛亮应抽到梅花，上题“凌寒独自开”——一枝独秀。

而荀彧好比是重点学校的学生会，身边的人都很优秀，各种人才层出不穷。他的花签应是薛宝钗抽到的牡丹，上题“惟有牡丹真国色”——艳冠群芳。

当然，两人同样是兼具理想主义和务实精神的完人君子。他们位处对立的政权，不得不代表各自的集团。然而，两人未必不曾为对方的忠而慨叹，为对方的才而折服。刘备集团对荀彧这位周旋在汉室与曹氏之间的尚书令的态度，从《献帝春秋》的一条记载中即可窥见——得知荀彧的死讯后，刘备不无愤怒地说：“老贼（曹操）不死，祸乱未已。”颇有为这位身在朝廷，大汉最有力的守护者叹惋的意思。

王道两济多歧路，南北三分失天伦

诸葛亮与荀彧拥汉的战略思想

诸葛亮被写入中学教科书的《隆中对》是中国历史上最知名、最为务实且完成度极高的政论之一，也是蜀汉政权崛起的所据方略。在这番纵观天下大势的雄论中，诸葛亮抽丝剥茧，将那如同过江之鲫的群雄一一弃掷，点出北方曹操、东吴孙权这两位关键人物，定立了联吴抗曹这一策略，并在日后得到了事实的成功印证。

现代沈尹默楷书《隆中对》立轴。来源/成都博物馆

而后，诸葛亮又为刘备在万疆之中选择了根据地，即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优势的荆、益两州。在纷乱的形势之中，诸葛亮为刘备切中要害，提出了极富实干效力的方案：身据荆益，联合孙吴，抚交夷越，同北方朝廷划江而治。蜀中之基自此确定。接下来，便是伺机而动，只待“天下有变”，便以不可当之势发兵秦川，夺取天下。

天下三分之策，不再是不世出的屠龙术。自此，它将在刘备、诸葛亮与整个蜀汉集团的共同努力下一步一步成为现实。即便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也是后人眼中“莫以成败论三分”的悲壮理想主义模范。

而荀彧在平兖州、定官渡、迎天子等多个关键战略节点也均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决策建议。可以说，若非荀彧毅然决然地提出奉迎当时已然狼狈流亡民间的小皇帝刘协，东汉朝廷之体统或早在各路军阀的铁蹄下粉身碎骨。连曹操自己都认为若非自己供养汉室，天下早已四分五裂。《让县自明本志令》：“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荀彧给曹操的兴兵定义为“义兵”，给曹氏集团的征战定义为“匡正天下”，而绝非自立门户。迎天子于许都，重建朝廷，荀彧与曹操为东汉政权延续了事实意义上的体统与国祚，让大汉在风雨飘摇之中又勉力运转了数十年，也为崔琰、杨彪等汉室老臣，为有心兴汉的北方义士提供了一个完备的组织。这也是当荀彧过世后，汉献帝无比哀惜，甚至为他废燕乐致哀的原因。

影视剧中的汉献帝刘协。来源/电视剧《三国》截图

自此，荀彧实现了为沦落民间的蒙尘天子遮风挡雨、重塑庙堂威仪的阶段性目标。而他也将开始成为坐镇尚书台二十年、名重天下的“荀令君”。较能代表荀彧理想的政论，便是带着大同治世光辉，颇具儒家“沂水之乐”的“王道两济”论。

《彧别传》：“是时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彧尝言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

在曹氏基业尚不稳固，百废待兴之时，荀彧坐镇后方，并未一味强调强兵打仗，而是十分看重教化道义的思想建设。认为应当外以武功定，内以文法治。如左传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从而实现“王道两济”，即帝王功业与礼乐教化并隆，文治武功并显的大同盛世。从这一政论亦可窥见，荀彧同诸葛亮一样，军政并行，志不在小。

在法治方面，诸葛亮有文集存世，其不少政论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甚至包括与李严、与、与陆逊等人的私人信件，易窥得其为政之心。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 ·汉纪五十九》：“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累，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土，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再结合诸葛亮参与修撰的蜀地法律《蜀科》可见，诸葛亮推崇法理治国，儒道教化。他用霹雳手段恩威并施抚交豪强，一扫治下数年来因易主、因累世不治而残存的问题，大行德政。

荀彧本人虽无传世的思想著作，但其在诸多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与其兄荀悦在《申鉴》中所阐述的包括任贤、刑法、君臣伦理等理论思想十分接近。另有《后汉书》载荀悦平生拥汉，独与荀彧交好，创作政论著作《申鉴》。《三国志·荀彧荀攸贾诩传》记载荀彧、荀悦二人同献帝讲经，亦可佐证《申鉴》是荀彧、荀悦二人皆所认同并践行的一套思想体系。

明正德十六年黄氏文始堂《申鉴》刻本。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荀彧的政论语言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修饰性和理想化。他偏好提及圣人贤主，也很擅长将古之贤明与今之局势相结合以规劝他人。“圣人”“君子”“道”是非常高频的词汇。他极其理想地将尧舜、孔子等人比于当世，期望曹操能对如华佗、杨彪一样的“君子”实行礼义教化。听说满宠拷打杨彪，荀彧和孔融都非常生气，这正是其推崇“礼化君子”的思想佐证。而另一方面，他因民生凋敝和天下之乱，又提出复严刑峻法以维护社会秩序，比如要求恢复肉刑，一方面取代杀生，一方面实现乱世重典，保护生民。

刑礼并用，同诸葛亮相似，荀彧亦是一位外儒内法的家。二人同是极其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极富理想精神的实干家。令人感慨的是，无论是荀彧憧憬的“王道两济”，还是诸葛亮梦想的“天下三分”，最终都未能完满地实现。

曹操在赤壁一战之中失败，也宣告了荀彧为汉室收复失地的理想将被长久搁置，而他与曹操的诉求也开始出现了本质上的冲突，且在歧路之上渐行渐远。赤壁一役后，诸葛亮的三分之策初具雏形，然而十三年后的夷陵之战令蜀汉元气大伤，诸葛亮也失去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伙伴刘备。进吞天下，还于旧都的大志在北伐道路上随五丈原的秋风消散殆尽。不仅两人未得遂平生之志，在整个人才辈出的东汉末年，也都没有人真正实现江山一统，礼乐升平的理想。

颍水荀令香未减，蜀中武侯庙犹存

汉祚倾亡，汉臣寂寞又辉煌的身后事

荀彧、诸葛亮过世后，因各自的功业、选择乃至爱好扬名后世，自不必说。诸葛亮成为了忠义的化身，身后百代君主无不期望能够拥有这样一位可堪托死生的至交之臣。

李世民：“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

康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

诸葛亮去世前，还因基业未定，特意嘱咐要常服入殓，不事铺张。然身死之后，却是“诸葛大名垂宇宙”，功业不在葬制之隆，而全在人心。时至今日，成都仍随处可见诸葛亮的遗声残望，香火鼎盛，自发献花者无数，更有一行政区名为武侯区。身后事之寂寞，身后名之辉煌，即可一窥。

。来源/成都博物馆

而反观荀彧，虽说史家之笔对荀彧多为正面评价，世论却多了些不一样的声音。不同于诸葛亮是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牺牲，荀彧是因与曹氏的分歧而死，可以说是折志于人。更可悲的是，前半生匡扶汉室的功业，最终却成为曹操篡汉的倚仗。因此荀彧虽然殉节，却仍未摆脱争议，身后名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既有如苏轼一般将其推为圣人，认为荀彧是期望曹操在救天下后，名正言顺受禅的赞誉。

《志林十三条·论古》：“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又有讥讽其倾覆汉祚，是为求名、为家族而自尽的负面评价。如东晋文学家、史学家袁宏曾在《后汉纪》中写“刘氏之失天下，荀生为之也。若始图一匡，终与事乖，情见事屈，容身无所，则荀生之识为不智矣。若取济生民，振其涂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于魏虽亲，于汉已疏，则荀生之功为不义也。夫假人之器，乘人之权，既而以为己有，不以仁义之心终，亦君子所耻也。”

凡此种种，即可代表荀彧截然不同的两种身后评价。倒是在诗词之中，荀彧却因爱好熏香，其经行处余香三日不绝而成了历代诗词之中风雅的典故“荀令香”，《艺文类聚》卷七十引《襄阳记》：“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可谓是真的“流芳后世”了。

三国陶熏炉。来源/诸暨市博物馆

事实上，荀彧并非是为了“亡身求誉”——即讨个好名声而死，更绝非是为维护家族地位而抗争。荀彧殉汉后，颍川荀氏家族成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位曹操昔日最为倚重的功臣公然反对曹操称魏公，故而不为曹魏政权所承认。

魏蜀吴三派系名臣无数，荀彧成为惟一被《后汉书》列传者，而曹魏官修的《魏书》和私修的《魏略》也都没有为荀彧作传，可见曹魏方对荀彧立场的态度。另外，除现今已然大部分失传的《典略》录其事迹外，因其尴尬的立场，几无史书书写荀彧平生功业。直到西晋代魏前夕，荀彧之子荀顗官位渐显，荀彧被追封魏太尉，方才在史书上被正式列传，其间是整整五十多年的沉寂与空白。加之荀彧生前自行焚毁的重要文件，其不少事迹和功勋都在此间遗失，对身后评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倘若荀彧心安理得成为曹魏的开国功臣，其相关史料的丰富程度、知名度或会更上一层楼。然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荀彧的选择让他青史留名尚且艰难，何况流芳？讽刺的是，荀彧最早的一传立在《三国志·魏书》，虽功绩得述却名节有污。在曹魏开国之臣的百代荣华与殉汉之臣的凄凉身后事之间，荀彧仍是做出了舍生取义的选择，又在政局变幻下流变身份立场，良足叹息。

清《三国志》。来源/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数字博物馆

何以成败论功过，日月清光照乾坤

无论是诸葛亮续两汉之余晖的忠烈，亦或是荀彧昭百代以诚心的道义，“季汉”与“东汉”的正统在青史人心当中早已并非第一要紧之事。尽管献帝禅位于曹魏，亦诚如《武侯庙》诗言：“莫以成败论三分。”

诸葛武侯如日，荀令君如月。太阳是照耀千秋万代的无上光明，其的光芒早已成为一种符号，无可逾越。而月亮则是长久的定力与守望。归根结底，兴衰成败归尘土，一片丹心世长存。荀彧与诸葛亮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想主义，一是在残缺世道之中成长起来，立志要保护、修补一个清隆治世；一是生长于战乱，却愿意倾毕生之力创造一个未曾亲见过的天下大同。

无论一千八百年前先人的逐鹿与权斗如何惨烈，我们站在今日向历史回看，所崇敬者只是“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圣人人格，和荀彧不论功名勋业，只要救世兴汉的君子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