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石刻——曹操伪作“衮雪”石刻拓片
陕西汉中石门有一景观,即所谓曹操书“衮雪”刻石,据说此为魏王曹操绝无仅有的手迹。但1967年因修路建水坝,“滚雪”景象不复见,惟有“衮雪”刻石仍藏于汉中博物馆。原刻石位于陕西汉中褒斜道石门隧道以南约半里,褒河激流中的一块巨石上。褒斜道是古代连接蜀地的交通要道,石门隧道即是褒斜道上的一段南北向的隧道,这是历史上第一条人工开凿的穿山隧道,开凿年代是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关于此作,一般的说法是,“衮雪”二字取材于《汉魏十三品》书法佳作,此说法似有相关故事“史料”作为依据: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驻兵汉中褒谷口运筹国事,见褒河流水汹涌而下,撞石飞花,挥笔题写“衮雪”二字,随从提醒:“衮字缺水三点”。曹操抚掌大笑:“一河流水,岂缺水乎!”遂成千古美谈,后刻于河中巨石上流传。
此故事版本演绎得绘声绘色,且貌似还有出处。但,遗憾的是,故事是假的,作品也是假的。也就是说,此为后人伪托之作,而非曹操真迹。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不是曹操真迹,那么会不会是后人仿作呢?事实是,也非仿作,此纯属后人凭空伪托之作。
就其书法本身而言,此“衮雪”二字用笔疲软,笔力孱弱,有肉无骨,且捺笔有意上翘,生硬做作,无汉魏高古庄重之气象,绝非汉魏之作,甚至几近于俗书。
“衮雪”刻石落款“魏王”亦不符史实。汉魏时期,书家书字一般不落姓名款,此“衮雪”作品,横幅书写,左下角落“魏王”款,此种章法,明显是明清以后人所习用,尤其其字体,几无笔法可言,似是今日不入流之江湖书家所书。况“魏王”之称,亦属不妥。如系曹操之作,曹操本人绝不会自称“魏王”,而应用“孟德”或其他代表自身名号的落款,用“魏王”之称,有自封之嫌,岂能合理?
三国曹魏时期八分书——安阳曹魏大墓出土铭牌
就书法风格而言,汉末三国流行八分书。所谓八分书,以蔡邕为代表,即由隶向楷之过渡性书体,头尾皆有翘角,起笔皆有折刀头痕迹,注重波发之势,多为方笔。且此一时期,字形皆由扁方向正方转化。就书体而言,处于由隶向楷过渡的隶楷书。就书风而言,汉末三国之分书,皆追求华美、雄肆,且笔画极具装饰性。而观此“衮雪”刻石,笔画孱弱,绝不类八分书,且无有华美、雄肆之汉魏风骨。
就史事而言,建安二十四年三月,因夏侯渊被黄忠所斩,曹操亲率大军由长安出斜谷,与蜀军相持月余发出“鸡肋”之叹后退兵。在此期间,他是有机会在此地留下手迹的,但这毕竟只是后人的附会。而恰恰相反,曹操早于建安十年之际即下令禁碑,因而,也排除了曹操建安二十年的那一次因征张鲁而取汉中之刻碑。当然,此“衮雪”书作属于摩崖石刻,非严格意义上之碑。但汉中之摩崖,有“石门十三品”真迹足可支撑,而此“衮雪”二字,实乃后人附会之作,与“石门十三品”之审美价值相去绝远。
三国曹魏梁鹄书《孔羡碑》(局部1)
三国曹魏梁鹄书《孔羡碑》(局部)2
事实上,关于“衮雪”刻石,最早的著录是南宋时代,但并未提到曹操与此有任何关系。“魏王”二字也为后补,直到清初嘉庆前尚无此署名。从存世的极少几个曹魏碑刻而言,有《上尊号碑》《受禅碑》《孔羡碑》《正始石经》等,但这几个碑均为曹后才破例刊刻,故“衮雪”绝无可能是曹操作为。
既然非曹操所为,那么此作又出自于何时何人之手?其中一个说法是,此刻石出自于南宋文官书家晏袤之手。系集晏袤《山河堰落成记》(简称《山河堰》之字而成。
《山河堰》为陕西汉中褒谷摩崖《石门十三品》之一,刻于绍熙五年(1194年),刻石所述内容为绍熙四年夏水患,官府百姓集资修堰,特铭功为纪。晏袤,南宋光宗绍熙间(1190—1194)任南郑县令(治今汉台区)。北宋宰相、家、文学家、词人晏殊的四世孙,宋代隶书的代表人物。清欧阳辅《集古求真》卷十称:宋人隶书,当以晏袤为第一。
“石门十三品”之一——晏袤《山河堰落成记》拓片(局部)
晏袤性嗜古,尤工隶书。清叶昌炽《语石》等书对其人有记,言晏袤曾于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三月,发现《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并刻长篇题记于其旁。从艺术风格看,《山河堰》与唐代隶书如史惟则《大智禅师碑》等以楷法为隶的作品不同。此作暗含篆意,略参行草笔势,整体风格取向为秦汉古法。雍容华贵,宽博端谨,造型醇古,点画飞动之势近汉代《孔宙碑》,风神逸宕,但与汉分终有差距。
观“衮雪”刻石,确有晏袤《山河堰》的风格特征,但这只是表面。仔细观察会发现,“衮雪”刻石几无笔法可言,而《山河堰》笔法完备,颇具汉魏雄强、雍容、华贵之风,与“衮雪”完全不在一个审美层面。故我怀疑,此“衮雪”亦非出自晏袤之手,而是晚近人伪托或仿晏袤之作。
既然“衮雪”非曹操真迹,那么,曹操书迹究竟是何面目?
既然至今未留下一件曹操真迹,故其本原面貌似不得而知。但我们从汉末三国时期的八分书面貌即可知,曹操为善书者,其书法面貌与当时通行之八分书比较接近,且曹操善草,其草书之风格应为当时通行之隶草书形态,但至今无一件曹操书迹存世。张华曾《博物志》载:“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崔瑗、崔寔、张芝、张昶等皆为汉末三国时的书法大家,而在张华看来,“太祖”曹操的草书水平仅次于“草圣”张芝,可见其评价之高。《书断》也曾评价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且曹操常与钟繇、梁鹄等人谈论书法,学他们的雄壮劲健之感,用笔浑博有力,尽显镇定山河的磅礴之气,因此《唐人书评》曾赞曰:“操书如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若璀粲。”足见其品类之高。曹操身边文士书家甚多,钟繇、梁鹄、崔瑗等都是当时的级人物。钟擅三体:铭石书、章程书、行狎书。铭石书也即“刻石之书”,指碑碣、墓志等上镌刻的文字。章程书,也即当时通行之八分书。行狎书,也即相闻书(双方互通讯息的书信尺牍),行草书。钟繇既然都擅长这三种书体,那么,曹操作为魏国帝王,又兼善书者,理应熟悉这三种书体,即使不一定都擅长,但至少应该是会写这几种体的。史载曹操既然善(章)草,则自然长于作为书信尺牍的行狎书。但彼时的行狎书(行草书)与东晋王羲之时代的行草书面目还有很大差距,彼时的行草书,应该是还含有较多隶分笔意的具有隶草书形态的一种书体,这种书体杂糅了分书与草书笔意,尚处于草书的古体形态。作为一代枭雄,曹操精于谋略,能诗能文能书,绝非不通书理的一介草寇,其字当具有雄壮、恢弘之气象,而非如“衮雪”之孱弱浅俗。另,此前数年,安阳所发掘之曹魏大墓及洛阳所发掘之曹魏大墓,均出土有数量不菲的曹魏时期书法石牌,虽至今仍不能将安阳曹魏大墓遽断为曹操本人墓葬,但为曹魏时期墓葬应无可疑。从出土的曹魏石牌书风来看,是当时流行的比较典型的汉魏时代具有折刀头痕迹的八分书,若曹操善八分书,其书风面貌当与此大致相当。
安阳曹魏大墓出土的文物及书法
安阳曹魏大墓出土的文物及书法
(作者系书法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