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初中生杀人案，这些追问不该被舆论淹没

能早一步吗？在第一次恶发生之前。

文｜李楚悦 冯蕊

编辑｜王潇

这本是一片荒废两年的蔬菜大棚，3月11日却围满了五六个村庄的人。

“乌泱泱的。”陶素娟记得，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聚集到几千人时，从土坑里刨出一具尸体。

3月10日，一起谋杀案发生在陶素娟所在的村庄。遇害者是一位11岁的少年，涉嫌谋杀的三名嫌疑人都不满14岁。案发后的一周，“未成年杀人” “疑似校园霸凌” “预谋埋尸”几个词条，让村庄陷入喧嚣。

遇害的少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在监控里寻找孩子最后的行踪，从朋友圈分析孩子不愿意去学校的想法，在转账记录里发现孩子的社交圈……却没人说得上，孩子生前经历过怎样的困惑与恐惧。

同样说不清的，还有三个未满14岁的犯罪嫌疑人。他们为何动了杀人的念头，罪恶的源头究竟是什么？

当舆论的潮水退去，追问并未停下。

如今，农村孩子不全是留守儿童，有的已不再缺家庭抚养、吃饱穿暖的物质陪伴，但并非人人都能拥有精神的照料。

能早一步吗？在第一次恶发生之前，看见孩子内心的角落。

3月20日，张庄村的蔬菜大棚人潮退去。

谋杀

小光姑姑回忆，一切开始于一个寻常的周日。

3月10日12时50分，小光和奶奶说，有个张庄村的同学来接他出去玩。

下午4时，奶奶联系小光时，发现他的手机已经关机。家人开始求助老师，拿到了张庄村同学的电话。对方和他的爷爷都表示，没见到小光。

晚上7时后，小光的奶奶意识到情况不对劲。“孩子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不是那种坏孩子。手机一直关机，也没有给任何家人打电话。”小光的家人说，他们决定立即去派出所报案。

3月11日下午1时多，小光的爸爸王士坡从山东赶回家。他补办了孩子的手机卡，登录微信后发现，10日下午4时10分之前，小光手机里的钱全部被转走。王士坡意识到，孩子出事了。

起初，在小光生前最后接触的几位同学叙述中，小光是“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接走”，家人们始终在寻找这个陌生人。但后来查到的监控显示，并不存在所谓的陌生人。小光跟着他的三名同学，一路往其中一个居住在张庄村的同学家方向走。

最终，在警方的单独询问下，三名不满14周岁的孩子交代，小光已经被杀害，埋尸地点是张庄村废弃的蔬菜大棚。这一地点距离张庄村同学的家不到100米。

3月11日下午约2时，陶素娟在村庄的两个大群里看到视频，正领着两个小孩到村里，一旁停着好几辆警车。大家好奇，“不知道是干嘛的。”

陶素娟和父亲跟着邻居出门观望。当时，和村干部把入村的路封住了，在废弃的蔬菜地里刨坑。尸体被抬出来后，有几个人跑上去，疯了似地想往外抢。“是（遇害）孩子的家人。”陶素娟后来得知。

根据肥乡区联合工作组发布的情况通报，2024年3月10日，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小光）被杀害。3月11日，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已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陶素娟记得，尸体被发现前，同村的嫌疑人一家已经搬走，大门上锁。她的父亲和嫌疑人的爷爷有些交情，尸体被警方发现后，他给对方打了电话，对方的手机已经关机。过了一段时间又打了几次，对方只说，家里没参与这事，之后就失联了。

3月18日，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分局政工监督室主任李亚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过侦查，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件。为掩埋尸体，犯罪嫌疑人分两次在废弃大棚进行挖掘，第一次是3月9日，第二次是案发当天。

旧店中学位于肥乡区旧店村内，生源来自附近多个村。

追问

连日来，张庄村的蔬菜大棚附近，汽车、电瓶车、三轮车络绎不绝，不少人闻讯而来。村支书在田里来回走动，看到有主播举起手机拍摄，便骑着电瓶车赶去制止。

“这本来是个安静的小县城，很少来过这么多人。”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说，喧嚣不只出现在村庄，如今网上已有不少的谣言：那张流传的头骨碎裂的照片是假的；有人说“有两米深坑，一定是家人协助作案”，但实际上，埋尸的土坑深56厘米，长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目前，警方未发现有成人参与案件。

而在社交平台上，无数直播间里是认尸现场、到访村庄的画面，循环播放着悲乐、斥责的旁白，底下留言滚动：“要求。”“杀人偿命！”“年龄小不是免死金牌” ……

舆论的声浪遮蔽了追问的声音。

令遇害者代理律师臧梵清关注的是，孩子生前面临过什么问题？为何没有提前解决问题？

小光生前的家，在旧店中学数百米之外。小光一直由爷爷奶奶抚养。爷爷务农，奶奶在村里开了线上小卖部，经常在微信群里卖些米面粮油。

小光曾就读于一所私立小学，由于学校离家有十几分钟车程，他在小学期间一直住校。升入旧店初中后，小光开始走读，中午在学校吃饭。有时，爷爷会骑电动车接他上下学。

在家人的印象里，小光是个重亲情、特别勤快的孩子，他自己的衣服、鞋子都能收拾得干干净净，自己的事情不太需要家人操心。

虽然平时话不多，但家人觉得孩子不算内向。“家里如果有亲戚朋友要来，他会特别期待，一直问来了吗？”长辈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他会主动问路，发现新鲜的东西也会自己往前冲。

小学期间，尽管学习成绩一般，小光很少表露出不愿意上学的情绪。升入旧店中学后，平日里，小光和家人很少聊学校的事情。出事前，孩子的家人并不知道三个涉案同学具体是谁。“他没说过名字，一般和家里人说的是，哪个村的同学来找他。”

但这半年来，小光频繁表达不愿意上学的想法。周末时，他偶尔去邻村的亲戚家小住。周日下午回到爷爷奶奶家，准备周一去上学。“他就会说我不想回，我们以为他只是不想上学。”小光姑姑回忆道。

根据家人的说法，案发后学校的班级微信群第一时间被解散了。面对“疑似霸凌”的质问，旧店中学校长向他们当面表示，“孩子的死亡是意外，老师很负责，（小光）绝对没有被欺负。”此后，校方没有给出任何答复。

陶素娟也感到疑惑，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三个孩子动了杀机？她记得，张庄村涉嫌谋杀的孩子刚上初中，平时看起来很正常、挺乖的。

3月21日，案件仍在侦办之中。

陶素娟看到，张庄村人潮退去，蔬菜大棚已被拆除。

在旧店中学门口，一位手捧花束的男子，从外地乘坐2个半小时的高铁到事发村庄，想要献一束花，表达哀思。学校保安说，摆放鲜花会影响在校的学生，花束没有被允许放下。

3月20日，旧店中学的墙上贴了防欺凌整治电话。

缺席

“这三个孩子是在模仿什么，要实现什么？他们真的是全国初中生中的异类，还是和大家差不多，只是‘普通的孩子？’”网上有人留言发问。

涉嫌杀害小光的三名同学，分别来自张庄村、西北高村和鸡泽屯村，距离旧店中学几公里至十几公里不等。

在旧店中学十余公里外的张庄村，多位村民回忆，村里涉嫌谋杀的孩子也是由爷爷奶奶养大，是家里的次孙。孩子的父母都住在市区，孩子母亲有疾病，父亲有时过年回来，吃顿饭就赶回去照顾妻子。

在陶素娟的印象里，孩子的姥姥姥爷不怎么管他，爷爷就只有一个儿子，因此对孙子“比较惯着一点”，会去旧店村接送他上下学。

村民们谈起，在当地，孩子接受隔代抚养是寻常的事。这些爷爷奶奶的年龄大多在50岁到70岁之间，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市区或外地打工，走得远的半年甚至一年回一次家。

同时，该县有“划片上学”的教育规定：如果家长在县城没有房子，孩子就没办法升入县城的学校，只能在村庄对口的小学、初中就读。往往好几个村只对应一个学校，上学距离很远。村里的孩子们普遍从小学开始住校，一年级就能住宿，一两周回一次家。

3月20日，在西北高村，监控拍摄影像的街道。

3月20日，鸡泽屯村人声寂寥。

不过，陶素娟也说，当地“不全是留守儿童”，更普遍的情况是，孩子由母亲留在家里抚养，父母两地分居。

2015年，陶素娟还在北京工作。此时，她的儿子刚上一年级，年过七旬的婆婆不识字，没法照顾孩子生活念书。

她陷入挣扎。“不赚钱吧，没法在县城买房子，孩子也没法上更好的学校；赚钱吧，又怕顾不了家。”最后，她咬了咬牙，决定回到县城，让丈夫留在北京打工。

父母无奈的选择，成为一些孩子成长的“伤疤”。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陈亮从事了近十年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当他去看守所会见未成年的违法犯罪嫌疑人，试图谈心时，一些孩子沉默不语。另一些孩子会埋怨他们背后的成长环境，表现出愤怒、自卑。这些孩子的童年中，父母往往是缺席的。

陈亮对会见时的一幕记忆犹新。

一位孩子从小就开始在学校住宿。陈亮问他，“你小时候对什么事印象最深？”

对方说，每到周末的时候，别的同学都是爸爸妈妈来接回家，“我只有其他人把我送回去”。

尽管如此，在陶素娟眼里，离家的父母仍然牵挂着孩子。

每隔四五个月，陶素娟的丈夫都会回家看看。儿子见到父亲，特别惊讶地问道：“咦，你咋回来了？”

王世坡曾在采访里提到，自己时常和小光通电话。案发前，小光还在家里收拾屋子，打电话问他，要不要留冰箱里的菜。

3月20日，肥乡某中学外，一位奶奶接孙子放学。

“陪伴”

王士坡记得，家人经常会问孩子在学校的遭遇。但他们无意间可能错过了一些微弱的“信号”。

遇害之后，小光的家人想起了孩子在朋友圈的言论。

升入初中的近半年来，小光有一次在朋友圈里写道：“做梦都是从学校楼上跳下来的感觉。”另有3次内容相似。家人问他原因，是不是在学校受欺负了，他不回答只是摇头。

“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他那个眼神，摇头的动作，觉得是在躲避一些东西，可能是不敢说。”小光的姑姑回忆。

陶素娟看到，有更多的孩子，他们的情绪很隐秘，心理境况容易被忽视。

她姐姐的女儿正上初中，不想去上学，好几次有悲观念头时被母亲发现了。

孩子的母亲很困惑，“家里人都陪在你身边还不够吗，怎么会这样？”过了很久，她找来了心理医生。对方仔细一问，才知道孩子不是厌学。她坦承，看到父母经常会吵架，“感觉所有人都在远离我。”慢慢开导下，女孩才重新回到学校。

陶素娟叹息，姐姐的孩子很幸运。她早已对这样的场景习以为常：村里的很多初中生有厌学情绪，但都说不清楚原因。孩子的父母、爷爷奶奶只说，孩子不愿意在学校待着，一学就头疼，“我也不知道是啥情况。”“转校？孩子成绩不好，也没那么多钱。”很多孩子读到初二、初三时，便辍学在家里，或早早出去打工。

“陪伴不止物质的抚养，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照护。”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教授谢海燕说道，在发现孩子的情绪之外，教育和引导同样重要。

2014年起，她开始为农村孩子做心理帮扶。

很多孩子和她说起自己的烦恼，“我们在这样的年龄到底该做什么样的事？”“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做什么工作？”“什么样是成功的人？”他们很少听父母说起这些。他们想和父母分享，对方摇了摇头，觉得无聊。有时直接回答一句：“当大官了、赚到钱了就是成功的。”

一些爱是错位的。她遇到过男孩赵全，一直由爷爷奶奶带大。他的爷爷说，我们家只有一个孙子，孩子想要什么，就给吧。他总觉得孩子的父母不在，想要补偿孩子，“怎么样疼都来不及”。

赵全的欲望随着溺爱膨胀。他想要苹果手机，这对农村的老人来说有些经济压力，爷爷没有给他买。赵全因此有了很大的怨气和落差，“为什么我要生在这样一个家？”情绪的积累下，赵全开始攻击身边人。最早，他对着爷爷奶奶扔家里的东西，后来经常因为一点小矛盾殴打同学。

“没有对（孩子）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一件很小的事，就容易触发暴力。”谢海燕说。

而对学校的老师而言，他们往往难以补足家庭教育的空缺。陶素娟记得，有当地的老师和她抱怨，和一些家长说孩子的问题，对方并不在意。校长劝说老师，“只要不影响你上课，不犯重大错误，没必要管。”“打架不要当着老师的面，不要太恶劣就行。”

3月20日，接送的家长围满了小学门口。

共性

时至今日，追问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解答，但一些人没有停下。

不久前，谢海燕在新闻上看到了这桩谋杀案。在她看来，犯罪的发生是有偶然性的，但背后的根源总有些共性。

在此之前，她做过相似的追问，现实中困难重重。

谢海燕经历过，未成年人的犯罪涉及隐私问题，获取信息和数据是件很困难的事。她去涉案未成年人的家里想要访谈，对方的父母很抗拒，“这是家丑，不能乱说。”村里的其他人并不想让外面知道这件事，觉得羞耻。

而深陷漩涡中心的受害者，很多时候只是起到了提供证据的角色，缺少专门的心理咨询师，去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帮助他们走出阴影，也没有专门的机制去启动给他们的补偿。“明明是直接的利益相关方，却没有被当作核心的人来对待。”

谢海燕感慨，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往往需要追溯嫌疑人的人生轨迹和大量的事实调查，耗费的时间很长。由于犯罪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心理背景和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得到准确的量化。没有一个可以计算、可视化的结果成绩，很难有更多的人参与研究中来。

另一头，陈亮也在试图寻找答案。

他指出，根据司法研究院的大数据统计，2016年至2017年间，全国新收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被告人以初中生为主，占比为68.08%。全国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来自流动家庭、留守家庭、单亲家庭的未成年被告人数量排名前三。

在他的观察里，除了家庭照护与教育的心理缺失，这些孩子经常没有对违法的认识。

在和看守所未成年人的交谈中，陈亮发现，在未成年人实施暴力行为时，很多人不知道下手的轻重，甚至不顾一切。如果学校没有发现暴力行为，他们的胆子会越来越大。

大部分是冲动犯罪。一些孩子说，在实施犯罪那一刻，没有想这么多，更多是基于一时的情绪，做出丧失理智的行为，这些犯罪常常是突发的。

“另一些人的手段很恶劣、残忍。”陈亮了解到，部分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网络接触到色情、暴力的信息，总想去模仿。如果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治安较差，犯罪率高，更容易接触犯罪活动。

部分孩子回忆，同伴讲“谁不去就不是好兄弟、好朋友”，他们出于压力参与团伙犯罪，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学者张丹丹曾对1200名男子监狱的服刑人员做过调研，发现他们的共同点是“情感缺失明显，特别爱冒险，又缺乏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塑造的机会”。

张丹丹表示，研究犯罪背后的原因，并不是要歧视一个群体，而是探讨我们应该如何改变社会环境、政策和措施。

一些服刑人员和她说起，很担忧这是一场循环：他们会觉得对自己的孩子有亏欠，自己成长在缺乏关爱的环境中，从而带给孩子同样的遭遇。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防止下一次悲剧的发生？”谢海燕说起追问的意义。

能早一步吗？

其实，陈亮和谢海燕看到，目前对未成年暴力、犯罪行为的干预，已经有较为完善的制度、法律。

陈亮提起，多数学校设置了专门的道德与法治课程，一些学校的法治副校长由公检人员和律师担任，弥补老师法律知识的不足。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保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已将治理学生欺凌纳入了立法。

谢海燕留意到，法律对未成年犯罪的威慑逐步健全。2021年3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责任年龄适当下调至12岁，明确对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犯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可以追诉。各地成立了少年法庭，检察院设置了未成年司法保护中心，招募了未成年犯罪矫治教育的社工。

“缺的是落实。”陈亮说。

他在调研时发现，学校教师往往无法界定霸凌行为，没有相关的细则可以借鉴，容易大事化小。教师身份又比较特殊，他们担心学生和家长敏感，不好把握惩戒的轻重。长此以往，学校如果只对实施暴力行为的同学进行通报批评，难以形成对校园欺凌的集体性认识，对此的重视程度并不够。

而在谢海燕的观察里，目前对未成年犯罪的心理干预，更多是帮助未成年罪犯在矫正教育后重新回归社会，防止他们再次犯罪。

能早一步吗？她说，如何遏制第一次恶意的发生，让困境少年回到成长的正轨上，仍有大量的工作等待完成。

她发现，现在很多村庄里并没有驻村的心理老师，尽管学校里有相关的德育课程，但老师的精力、专业水平和投入意愿参差不齐，常常难以获取孩子们的信任。“如果能有一个驻村的心理老师，至少能起到提醒作用，让更多乡村的父母、孩子意识到心理工作的重要性。”

前几年，她和学校的其他老师找到了乡村中一百余位困境儿童，他们大多有缺失的家庭陪伴或较为严重的心理难题。

她们找到孩子的父母或亲人，谢海燕没有直接指责家庭，“问题在你们这儿。”她试图争取对方的理解，“我们能不能一起让孩子变得更好？”她眼看着，一些家长愿意反思，总结自己做得有哪些不足，改变陪伴和教育的方式；一些孩子逐渐认识到心理的难题，向她发出求救的信号。心理支持，在村落里流动起来。

“最重要的仍然是家庭。”谢海燕说，从家庭真正的“陪伴”开始，到学校教育，再到社会对孩子心理工作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

3月底，陶素娟的孩子一回到家，就和母亲分享，学校的老师要求做反对校园霸凌的手抄报，学校里最近天天有公安人员来宣制知识。

她意识到，孩子的教育需要家校双向的互动。孩子的性格很内向，她开始更加关注他的社交平台，生活中的情绪变化，问问班主任孩子最近的情况。

“这次真的不关注不行了，之前大家都不提这些事。”陶素娟道。她希望这场喧嚣的“涟漪”，能激荡得更久一些。

（文中小光、陶素娟、赵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