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时代劳动市场结构在变户籍制改革惹关注

2004年以前，中国享受双重人口红利。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佔比不断提升，数量不断增加，与刘易斯二元发展阶段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相对应，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城镇化不断推进，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带来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不仅如此，劳动与资本的匹配，还有助於缓解资本边际报酬递减。2004年，被社科院蔡昉教授定义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亚洲生产力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APO)认为在2005-2010年期间。刘易斯拐点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过剩转变为短缺，人口流动产生的效率提升边际趋缓，非技能劳动者工资快速增长。

紧接着，2013年，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佔比下降，人口抚养比不断攀升，人口结构向老龄化转变，这标志着一般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

理论上来说，当经济处於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时，由於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谈判能力相对较弱，劳动力市场属於典型的买方市场。劳动者工资不是由边际生产率，而是由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而定。这个阶段，用人单位会尽力压低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在僧多粥少的竞争环境裏，员工也只能忍气吞声。

但是，一旦跨越了刘易斯拐点，进入到新古典发展阶段，劳动力供给从过剩变为短缺，经济发展不再依靠粗放式的劳动力数量的投入，而是依赖於人力资本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此时，整体而言，劳动者在劳动市场的议价能力会有所提升，工资越来越取决於边际生产率，所谓“能者多拿”。

刘易斯拐点之前，资本是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在此之后，劳动变为“短板”，特别是非熟练技能劳动者。所以，从要素投入的价格来看，就表现为工资的提升，而且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更快，这就是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农民工工资上涨较快的原因，保姆工资甚至高达万元以上，基本工资与“985学校”毕业的博士毕业生旗鼓相当。

中国在2008年出现了明显的转捩点，在此之后，劳动力相对价格快速上涨。这与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是一致的，而且，不同收入群体的工资涨幅有快有慢。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非熟练劳动者供不应求，其工资涨幅明显高於其他收入组。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表现是，随着劳动力资源变得稀缺，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开始提升，政府也开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安定。日本和韩国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向大城市流动的人口开始下降，劳动力供应开始紧张，劳务纠纷数量也明显增加。

中国也不例外。2004年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后，特别是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生效之后，劳务纠纷数量也出现了明显的增加，从2004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增幅12.6%。

当然，劳务纠纷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更加不稳定，而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制度的完善共生的一种现象。

人口红利急剧消失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劳动者整体上是缺乏“退出”权利的，这也会影响他们表达呼声的诉求。一旦劳动力变得稀缺，劳动市场结构的变化就给劳动者提供了“退出”的权利，他们表达呼声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所以，程式员们对“996”工作制的“集体诉讼”，是在一定忠诚度的依讬下，集体表达呼声，目的在於改善福利及其与组织的关係。类似劳务关係事件频繁发生的背景，就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

日本学者Ryoshin Minami的研究认为，日本出现刘易斯拐点的时间大约在1960年代初期，而以人口抚养比显著上升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显著消失的时间却在1990年代，其间相隔30年。韩国学者Moo-Ki Bai认为，韩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70年代初，而人口红利要到2000年前后才开始逐渐消失，其间维持了20多年。反观中国，蔡昉认为2004年为中国刘易斯拐点的标志性年份，而在2010年左右，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两个拐点之间仅仅相隔6年。

日本和韩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迈向了高收入发展阶段，而中国，从2010年算起，到2022年左右跨入高等收入国家，中间还有12年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面临的潜在增速下行的压力更为显著。

如前所述，计劃生育政策的放鬆，无法扭转中国生育率不断下行的趋势，因为生育率不仅取决於制度，更取决於经济所处的阶段。人们选择是否生育，以及生育几个孩子，多少会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进行核算。在户籍、教育和医疗等各方面制度不健全，房价高企和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困境并存的情况下，生育成本非常高，而收益却相对较低，再加上前期计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导致中国总和生育率过快下行。

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还较低，着眼於流动人口的户籍制度改革仍大有可为。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劃分为3个群体：城镇户籍劳动力、农村户籍劳动力和在城镇打工的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由於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目前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3.37%，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缺口为16.2%。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不仅有助於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準，还有助於提升劳动力参与率，因为相比而言，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的年工作小时数较低，在面临经济波动时，还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到农村。

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在逐步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但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基本上是一种自下而上推行的，所谓“因城施策”，缺少顶层设计，这种方案的好处是因地制宜，坏处是容易出现“合成谬误”，即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悖论，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大多是从有利於本地经济发展而言的，不一定有助於整体经济发展，而且往往与“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相悖。比如，广东省实行的“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的办法，仅限於拥有本省户籍的农民工，而重庆和成都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则仅限於本市户籍的农民。发改委近期发文件提到的“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就是要将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国家发改委统一发文，意味着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进入新阶段，即中央统筹与地方推进相协调的方法。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政府职能也需要随之转换，从原来的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主要扮演公共品和新制度的提供者。这不仅有利於提升城市的吸引力，还有助於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但是，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仍然面临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因为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短期内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而效益要等到未来才实现，在升迁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往往会捨远求近。所以，这就更加需要中央的统筹，以及在转移支付等方面给予地方政府以补偿和支持。

如果将城市看作是一家企业，市政府是企业的管理者，那麼户籍制度改革就相当於将劳务派遣制员工转变为正式员工，共用“五险一金”的福利。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能否实现，还要看地方政府的落实，以及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配套政策(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体系改革、医疗体系改革等等)，最终是要让非户籍人口不仅进得了城市，能在城市生活，还能退得出农村，基本生活有保障。在此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亦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