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奥本海默》的得与失

在《奥本海默》的结尾，他和爱因斯坦进行了这样一段简短的对话：

奥本海默：当我把计算数据带给你审阅的时候，我们担心（引爆原）会引起毁灭整个世界的连锁反应。

爱因斯坦：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呢？

奥本海默：我们确实做到了。

影片在此戛然而止，留给观众们一个带着双关语义的Punchline：奥本海默曾经和爱因斯坦探讨的是原爆炸后产生的物理反应，但是在影片结尾的湖边，当奥本海默再次提起往事时，他超越了物理和科学的范畴，将原爆炸后的震荡延伸到了社会和领域：在他的年代，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冷战对峙，随时可能将人类拖入全体毁灭的深渊。

时间化的碎片还在《敦刻尔克》中带来了另一个效果，即事件和人物开始如拼贴的晶体一样并置，它们很多时候也许并不直接产生实质性的关联，却在虚拟中互相映射勾连，改变着对方存在的意义。这是摆脱线性逻辑，以另一种方式构筑整体的思路。

不过，所有这些手段，都非常依赖于事件进程的演化和人物相应展开的行动，它们是影片丰富意义产生的源泉。正是在这一点上，奥本海默的题材对于诺兰既有的创作方式产生了挑战。

电影中最羸弱的关键部分

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奥本海默的确在他人生的高光时刻站在了人类命运最重要的节点上，尤其是在他的指导下，原以前所未有的华丽夺目方式在沙漠中被成功引爆。但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和科研人员，他的人生大部分时光都在进程重复、行为方式几乎相同的科学研究中度过。

他的左倾信仰、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和平主义理念、在现实中反对研制氢弹的主张，都授麦卡锡主义者们以口实，作为让其在战后远离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科学研究岗位的借口。但所有这些都仅仅是奥本海默人生中的几个瞬间，它们缺乏诺兰以往影片中那些具有演进潜力的进程而导致多重后果的行动。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三一试验场，科学家和其他工作人员正在组装世界上第一颗原，并将其升到高塔上。

但正如前述，人物本身缺乏戏剧性的行动和事件进程的平铺直叙性质使人物长时间地处在某种精神悬置状态。

在一位像奥本海默这样的科学家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很难找到那些紧凑而时刻充满戏剧性的叙事进程，因为他的思路、价值观和人生观都潜藏在大脑思考之中，而并非在类型化电影人物的行动之中。

具有象征意味的视听图像——火焰、爆炸、白光和若即若离的声响并不能真正精确地传达一位思想者复杂的观念想法。这成了《奥本海默》影片的核心构架中最羸弱的一个关键部分。

《奥本海默》的得与失

诺兰对于描述奥本海默这个人物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作为原之父，他的后半段人生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因为其左倾的和平主义思想而被华盛顿政客们隔绝在核心圈层之外，失去了进一步走向职业生涯顶点的机会。

对于核爆灾难性后果的自责、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和奥本海默的沉默式退让使他的思维变得复杂悖论起来，这也是影片核心矛盾冲突戏剧性的出发点。

但诺兰却意图用全景式的广度来囊括奥本海默生命经历中所有重要事件和人物：这里既包括那颗放置在剑桥导师桌子上的毒苹果，也包括他结交的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同伴，甚至还有他与情人在梵文诗歌中度过的缠绵悱恻时光。

非线性时间结构下的晶体叙事模式深深地影响着诺兰的创作，让他习惯性地用碎片化的剧情元素去拼贴一个整体形象，哪怕是在一部时长有限的传记片中，以蜻蜓点水的方式飞快地掠过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原委由来。

最终，在时间的向前跳跃和向后回溯之中，以两场事关奥本海默事业和名誉的听证会作为骨干构架，奥本海默的个人形象以一种发散性的方式被拼贴起来。它几乎面面俱到地涉及了奥本海默所有重要的人生节点，但同样也是一种飞鸟俯瞰式的浮光掠影。

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了交错时间中大量闪过的事件片段，它们的文本意义被精心撰写如连珠炮式的Punchlines架高（这也包括结尾与爱因斯坦的对话），它们的戏剧性张力被人物紧张而又神经质的表演大量呈现。但三个小时结束，我们却不一定能从海量的信息中看到奥本海默本人内心连贯性的思维、情感和价值观。我们只看到围绕着人物发生了什么，却对人物的心理嬗变一知半解。像片中奥本海默的妻子一样，对他面对谣言的误解和压迫为什么不行动反击而困惑不解。

如是的观感让我们开始回味诺兰为影片设定的主题。奥本海默的科学研究与他的人生价值是否在原核爆中获得了升华，还是他因为在毁灭世界进程的道路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而感到悔恨不已？这样的悖论式人生是否可以通过宣言式的和平主义姿态以及预言式的世界末日警告就重新拾回其真实意义所在？

或者说，从诺兰的角度，他不满足于对命运起伏临界状态的刻画和已经半口水化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姿态展示，更醉心于用熟悉的电影表现手段，在凌乱和琐碎中成功地拼贴一个争议人物的形象，不漏掉任何重要细节。

这也许正是电影《奥本海默》的得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