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乡村隐蔽的痛

原标题：留守儿童，乡村隐蔽的痛

在发展滞后的乡村，常常有我们看不见的教育之困。

乡村的空心化让不少教学点持续撤并，一些中小学萎缩成“袖珍学校”，仅剩一位老师和零星几名新生，不同年级的孩子只能混在一个班里上课。

而仍在坚持的学校，也面临很多新的难题。随着城镇化的人口流动趋势，留守儿童是乡村越来越隐蔽的痛，贫困早已不是唯一的症结。

云南省曲靖市的马街镇第二中学（以下简称“马街二中”）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所乡村学校有1283名学生，但光是留守儿童、随迁子女、家庭贫困、孤儿或单亲家庭、残疾/重病等特殊学生就合计400多人。

因为外出谋生，很多父母远行千里，把孩子托付给学校或家里的老人，有时候为了省下来回的车费，宁愿待在日夜轰鸣的工厂也不回家过年。一别数年后，孩子与父母日渐生疏，长期的情感缺失也让亲子关系暗藏危机。

如此庞大的一个青少年群体，在漫长的成长道路上会面临哪些困境？我们去探访了这所学校，并和当地的师生聊了聊。

当校长18年来，殷守伦没睡过一天午觉。他每日奔波在马街二中的校园里，疾步如飞，仿佛凛冽的冬日寒风都追不上他的步伐。

他一刻都停不下来，因为每天都会有五花八门的难题落在他头上。早些年的时候，他每天只能睡3小时，日夜只为忙一件事——提高乡村学生的升学率。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殷守伦深感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就是“知识改变命运”，除此以外别无他路。

自从20年前被任命到这里后，殷守伦就一直守着这所外表不起眼却有着近40年历史的中学。它坐落在马街镇海界村的一条狭窄乡道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校门外就是人来人往的市集。镇上有近12万人口，当地民众收入以生猪养殖和蚕桑为主，因此这所学校既承接了附近四个村的孩子，也承接了无数个家庭关于走出大山的朴素希冀。

教室窗外，就是海界村的民居。（图/新周刊）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殷守伦发现尽管升学率显著提升，但农村社会显露出的症结也逐步反映在学校里。2023年6月，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发布了《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显示2020年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到了4177万人，占全部农村儿童的37.9%，也就是说，每10名农村儿童中有近4名是留守儿童。

这些身处青春期的农村孩子，常常要独自消化成长中的迷茫时刻，但离家的父母不会知晓，只顾得上饱暖的老人也难以沟通，教育和疏导的重任都落在学校身上。

早恋就是当中越来越高发的头等难题。有一次，殷守伦和一个性格内向的初三女孩谈心，问她为什么要谈恋爱，还不想念书了？

女孩答曰，她患有癫痫，而且父母感情不和，妈妈外出打工了，爸爸不是酗酒就是打麻将、。因此，当有个小男孩常常安慰她，买东西送她，她就觉得这个男孩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在乡村长大的女孩，需要更多关心。（图/视觉中国）

殷守伦听过很多这样的答案。当孩子在家里感受不到丁点温暖，外界的些许关怀就会成为他们全部的情感依靠，就像一根救命稻草。

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六年级的女孩，被发现时已经和一个10多岁的男孩同居了两年。这还是殷守伦无意中撞破的。在疫情期间的一个晚上，他正准备外出家访，忽然看到一个小伙子在校门边等人，就问对方“在干什么？”。

男孩一开始说“过来接我妹子”，但在校长追问下，又改口说是“表妹”。

基于多年经验，校长马上就感觉到不对劲，忙吩咐保安“看住他！别放他走！”，后来把班主任找来一确认，大家才知俩孩子是在网上认识的，已经同居很久了，女孩的父母在西双版纳打工，爷爷奶奶在家务农，毫不知情。

校长很痛心，迅速带派出所、司法所、妇联的工作人员去干预，但女孩不听劝，被带回家后又偷偷跑掉。而且，因为男孩的年龄不够，也没法以罪判刑。“我那天晚上坐在派出所，非常生气，也非常伤心。更让我失望的是，我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小姑娘的妈妈14岁就结婚了，之后竟然也默许了女儿所做的一切。”殷守伦说。

马街二中校长殷守伦。（图/受访者提供）

除了早恋，农村孩子对网络的依赖也让很多老师束手无策。乡镇生活单调寂寥，孩子的课余生活除了干农活，就只剩下与电视和手机为伴。网络这个虚拟空间有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也有一夜暴富的神话，没有辨析能力的人极容易沉溺其中，一些学生甚至是家长不买手机就不念书。

殷守伦记得，曾经有一个孩子因为手机被班主任没收了，竟然爬到班主任家的窗子上威胁道：“你不还我，我就跳下去！”

殷守伦听说后，把他带到当时学校正在盖的综合楼上，拉着他的手腕说：“我跟你一起跳，今天你不跳，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孩子扒拉着殷守伦说不跳了，手机也不要了。校长早就摸透了他的心理，知道他绝对没这个胆，一下就把他唬住了。

乡村生活单调，孩子很容易沉迷网络。（图/视觉中国）

这样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殷守伦既是校长，也是所有孩子的大家长，教学仿佛都成了副业。而且，乡村学校的师资力量也普遍不均衡，年轻老师十分难招。殷守伦今年已经53岁了，学校的教师平均年龄也达到四十六七岁，90个老师中有10个在办理退休手续。

“我们全部学校领导都身居一线，甚至超负荷运作，比如说一个副当着4个班的班主任，另外一个副校长当着班主任、带3个班的物理。有的老师在上晚自修时，就把自己的小孩放在教室外面。”殷守伦说。

因为是寄宿学校，学生的吃喝拉撒也全靠老师照顾，生病了也要送医院。对于身体有残疾或重病的学生，也要专门安排人照看，就连上厕所都要紧紧跟着。

近年来，农村的离婚率直线上升，也间接加剧了乡村教育之困。一些孩子在家庭中无人监管，长期面临情感缺失，出现压力过大、抑郁等心理问题。

殷守伦常常注意到，一些孩子本来很聪明，忽然间就开始自暴自弃或故意捣蛋，私下一问，才发现爹妈要离婚了，导致孩子心情低落。

还有一些家长不想负责，离婚前跟校长说：“老师，我要走了，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

殷守伦每次都会被吓一跳，只能频繁到学生家里走访和劝和，就算不能保住家庭，也力劝他们不要放弃对孩子的教育。

一些孩子弃学后到外地去了，家长也听之任之，殷守伦怕孩子走上歧途，就通过各种手段喊他们回来上学。有的学生借口称没有车费回来，殷守伦就说“我掏”；说要坐飞机，殷守伦也说“好，飞机票我出”；说回来了没人接，殷守伦就跑去接。

留守儿童的问题背后，常常是家长的问题。（图/视觉中国）

还有一些学生从小就在贫困的破碎家庭中长大，总是满腹心事。小桃在马街二中念初一，成绩在全级名列前茅，但很少人知道，在她刚出生三个月时父母就离婚了，妈妈弃她而去，父亲也常年在外打工。后来爷爷去世了，家里就只剩下年迈的奶奶看顾她。

“我经常会想，我奶奶在家里，我就怕万一有一天……然后我也没有钱，也没法读书了。”说起原生家庭的这些遭遇，小桃瞬间就红了眼眶，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还有一位初三的男孩小辉，早些年父母因观念不合离婚了，父亲长年累月在外工作，落下一身疾病，今年3月在很短时间内突然去世了，给小辉带来了很大的打击。自那以后，他就变得自卑，说话一直低着头，心里似乎总被一块巨石压着。

青少年抑郁症，在乡村学校很容易被忽视。根据《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我国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28%，而在整个抑郁症患者群体里，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41%曾因抑郁休学。

在这当中，接近70%的学生患者会提到家庭因素，称在家庭中感到“冷漠、虚伪、严苛”，或者“一个巴掌一个甜枣”“爱我但是不了解我”。

抑郁症在学生群体中高发。（图/《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

可见，在如今的农村学校，最难解决的或许已不是学习问题。很早以前，殷守伦就意识到农村孩子精神抑郁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常常表现出怕上学、性格孤僻，窝在家里不愿意出门，甚至以要挟。

因此，他觉得学校里需要有一个心理学老师，因为无论其他老师如何努力开导都非常局限，专业性的心理疏导是他们无法抵达的。“我呼吁了多次，假如能来一个心理学老师，我将四处筹钱，给他建一个关爱室。”

马街二中附近的海界小学，也提出了相似的心理老师需求。这些年来，留守儿童也成为他们教学上最大的一个难点，最夸张的是，有一个班在开家长会时，只有七八个父母到场，剩下的全是爷爷奶奶。

孩子的心理健康，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一些小学生常年离开父母，行为习惯还没培养起来，就连个人卫生都解决不了。据一位小学老师回忆，有一个二年级的男孩，终日眉头紧锁，而且身上总是散发出异味。几经调查后，老师发现，原来男孩的爸妈早就离婚了，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不周全，因此他一周洗不了一次澡，衣服也换得不勤快。

老师决定上门家访，结果发现这个男孩家里除了一台电视机，什么家具都没有，极其贫困。有一回，老师还碰巧发现他们家的电灯坏了，男孩只能端坐在电视机面前，借着电视机的光来做作业。

这样的家庭环境，又怎么可能让孩子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呢？

对于乡村的留守儿童而言，不为饱暖发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持续的关注和爱，是一个美好童年的基础。但这一切，只靠乡村老师用爱发电是远远不够的，适应乡村教育新形态，是全社会都应该肩负的重任。

云南神农集团的董事长何祖训，在很多年前就深深意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他是从海界村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马街二中和海界小学都是他的母校，他父亲在他小时候就一直强调：你要把读书学习放在你一生的首要位置。

大学毕业后，何祖训迎上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黄金期，主动下海打工。在深圳的一家外商企业里，他第一次意识到国外的现代农牧业跟中国传统农业之间巨大的差异，决心回乡创业，从做饲料到生猪养殖，为传统养殖户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持，最终把神农集团做成目前云南规模最大的养猪企业。

2023年，何祖训回马街二中演讲。

他知道，今日的成绩，都得益于最初的教育。因此，在2016年至2023年期间，他分别向马街二中捐款245万元、向海界小学捐款125万元，用于教研、资助、师生奖励及基础设施建设。他的捐款帮助这两所学校改善了办学条件，助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度过了瓶颈期。

殷守伦依稀记得，在18年前，他常常担心来学校的车会翻掉，因为校门口坑坑洼洼的。学生的厕所也很危险，因为地基已经下沉了20多公分，他总是忧心它不知什么时候会倒塌。如今在这笔资助下，学校环境终于得到改善，学生上厕所也不用心惊胆战了。

学校设备也得到了彻底的更新。从前，学校的老电脑启动就要15-20分钟，如今终于换上了新电脑和智慧黑板，让学校从投影时代正式进入数字化时代。

留守儿童的困境，也是何祖训多年来重点关注的问题。对于以小桃为代表的特困生群体，学校不仅免除了所有学杂费和营养餐费用，还从捐赠中拨出1000元给班主任拿着——只要小桃在衣食住行上遇到困难，就随时支取生活费。

这一千元不是一次性的，用完了可以再申报，让家庭贫困的孩子不会缺衣短食。最重要的是，这样学生可以和老师保持密切交流，让老师随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也警惕学校里出现对特殊儿童的霸凌事件。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会形成一些社会问题，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缺乏关心教育，可能会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伤害。所以我们需要社会力量去帮助他们，给他们爱，给他们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何祖训说。

这些资金除了给学生，也用于对老师的支持，部分定向捐赠会用来对坚守在这里的教师进行专项奖励。而且，对于不幸患重疾的老师，学校也会启用这笔资金，帮助病人渡过难关。

此外，在2016年，何祖训还捐资了496万元，在海界小学内增建了“海界祖训幼儿园”，这所学校最多可容纳500名幼儿，补齐了当地的教育短板。

孩子们在新校园做舞蹈操。（图/受访者提供）

小学的校园也正在开始扩建。因为教室太少，如今孩子们的舞蹈室、音乐室和美术室都被占用了，学校正在用这笔资金盖新的教学楼。

何祖训希望给予学校实质性的帮助，而不是虚于表面，正如神农集团一直秉持的企业经营哲学——“心中有爱，开花结果”。他认为教育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问题，是百年大计，“任何一个企业不关注教育，都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如果没有教育，再怎么谈高质量发展，对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如今的教育形态变得复杂，正如《中共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需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下沉，着力加强薄弱环节，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农村学校的办学水平，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而这一切，离不开全社会力量对留守儿童、残疾、孤儿等孩子的兜底与承托，正如何祖训所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的一种本分。

关爱每一个孩子，是全社会的责任。（图/受访者提供）

我们离开学校时，马街二中正在准备办一个文艺会演和运动会。学校的操场很小很小，午间操都得分年级分批次跑，但这丝毫不影响孩子们的兴致，他们兴高采烈地排练，在阳光下大声欢呼。

他们的笑容让我们确信，即便困境如重重高山，但只要有坚定的步伐，总能跨越眼前的迷障。

（文中小桃、小辉均为化名）

作者：玛丽奥

校对：赖晓妮

排版：鹿子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