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中美执法部门的这三次沟通,可以看到,中美禁毒合作正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月10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应约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视频通话。
||1月30日,王小洪在京会见美国副助理、白宫国土安全事务副助理达斯卡尔率领的美国禁毒联合代表团。
||2月18日,王小洪与马约卡斯面对面沟通。
几乎每20天,双方就会交流一次,这个频率在中美禁毒合作的历史中,不常见。
此前,中美双方曾定期举办中美禁毒情报交流会,2002年至2018年以来,这个工作组一共举行过9次会议,也就是平均两年左右一次。
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中,双方就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开展禁毒合作达成共识。工作组成立后,于今年1月开始启动接触,此后互动的频率明显要更密集。
如何理解这种密集?
这与美方诉求的迫切程度相关。可以从每次沟通前后,美媒的报道中来观察美方的态度。
通过大数据分析工具,谭主定位到了上一次沟通时,被美媒引用得最多的一篇报道,美联社的《中美就芬太尼问题展开会谈,显示分歧中的合作迹象》。
报道提到了一个细节是,为了达成与中方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美方悄悄解除了一批对华制裁。
这个细节反映着,美国尽管经历反复,还是不得不回到对话合作轨道。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禁毒教研室主任张黎告诉谭主,中美禁毒合作,经历过几个演变阶段。
最初,美国与中国的禁毒合作主要集中在具体案件的执法合作。近年来,针对芬太尼问题, 美方希望进一步与中方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张黎和谭主透露了一个中美谈判的细节,可以说明禁毒合作在中美合作中的特殊性:
禁毒问题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中国禁毒执法工作主要由公安部门负责。但芬太尼滥用日趋严峻以来,美国不只是执法部门,经贸、司法、外交、国会等部门与中国谈合作时,都会首先提出芬太尼问题。
2019年后,随着美国展开对华全方位的围堵打压,禁毒合作,也陷入停滞。一个体现,就是美国开始仿照其他领域的打压措施,以所谓中国销售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等为由,频频对一些个人和实体施以制裁。
甚至,中国专门从事检验和技术方法研发的机构,国家实验室,也曾遭受美国制裁。
制裁专门研究怎么禁毒的机构——美国制裁的虚伪性,可以说是充分暴露了出来。
当前,美国解除对华制裁,与中方成立新的工作组,重启禁毒对话。美方的迫切性,可以从具体参与的部门来看。
在新成立的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中,美方的成员构成,包括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司法部、财政部和白宫国家控制政策办公室的代表。
也就是说,这个工作组不仅覆盖到了美国禁毒工作的政策制定部门和具体执法部门,还囊括进了多个中美双边接触最密集的部门。
在这个基础上,再来看美方由谁牵头。
上面提到,负责禁毒领域专业事务的部门,有两个,国土安全部和白宫国家控制政策办公室。
最近的对话,美方派出的都是国土安全系统的牵头人。并且,除了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还有美国副助理、白宫国土安全事务副助理达斯卡尔,她会直接向美国汇报。
美国的国土安全系统有一个特点是,它处理的事务,处在美国内政外交的交叉地带。相比之下,白宫国家控制政策办公室主要是一个面向美国国内,负责具体禁毒政策的部门。
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在禁毒问题中,涉及对外合作方面的业务部门,包括:
||运输安全管理局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海岸警卫队
||和海关执法局
它们占到了国土安全部业务部门的一半。过去三年,在许多具体的执法问题上,这些部门与中方也都有密切往来。
无论从交流频率还是负责会见的人员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中美双方谈禁毒合作,不是就禁毒本身谈禁毒,而是把禁毒合作放在了中美关系整体的框架下去考虑。
谭主了解到,目前,中美双方都很希望,将禁毒合作当作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的重要方面,以此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那么,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为什么禁毒合作成为一个重要领域?
过去三年,美国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的情况在持续恶化,这一趋势与美国非法药物供应中强效合成芬太尼的激增有很大关系。
就拿旧金山一个市来说。去年八月尤其显著,每九小时就有一人因吸毒过量死亡。吸食芬太尼过量是重要原因。
禁毒需求迫切,是一方面。那么这样的需求为什么又需要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来解决呢?
这就要说到美国的毒情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背后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芬太尼作为被滥用是在最近十年暴发的。这和美国的医疗供应体系有很大关系。
张黎告诉谭主,由于美国药厂和药商、门诊医师之间的勾兑合作,导致美国长期存在药物滥用的状况,阿片类药物在美国社会培育了大量滥用群体。
美国普渡制药的刑事处罚案,就很有代表性。普渡制药制造的,主要就是阿片类药物的缓释制剂。
通过贿赂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并在医生群体中培育医药代表,普渡制药将自己的产品包装成“绝不会上瘾的止痛神药”,在全美广泛销售。
全美医院、诊所每年开出的阿片类止痛药处方,曾最高达2.55亿张。要知道,美国总人口是3.3亿多,2.55亿这个数字,接近美国总人口的80%。
对此,美国联邦政府早在2000年初就开始了对普渡制药的长期调查。并且已经定罪,普渡制药在与有关的成瘾性和过量风险方面误导公众,对此处以了数亿美元的政府罚款。
但处罚,没有阻断此类大型制药公司借此谋利。对于这类大型制药公司来说,如果司法问题能够被金钱摆平,那么风险就是可承担的。
这背后,是美国的毒情愈发严峻。
2016年开始,美国每年死于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的有4万多人,并且在17年、18年左右达到了一个增长的小高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关键的变化发生了。
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种“休克疗法”,在各州推广针对阿片类药物处方设置上限的立法。这样的立法,出发点很粗暴:
既然导致成瘾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药物滥用,那么就限制医生开处方。
表面上,就在立法开始推广的第二年,美国各地处方阿片类药物的销售量就下降了11%。
但不真正帮助美国已经形成的庞大的“瘾君子”群体戒掉毒瘾,显然只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从结果中,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瘾君子”并没有就此减少。这是因为“休克疗法”的结果,反而助长了非法在黑市的流通。
张黎告诉谭主,理论上芬太尼类物质可以有成百上千种衍生物,根据芬太尼的化学结构,可以仿制出多种效果相似的。这使得芬太尼类的很容易被制造出来。
一旦进入黑市的流通,禁毒的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就拿美国自己来说,从黑市流入美国的,主要是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跨境流入的。
而盘踞在南美洲的这些毒枭,其制毒或进口又涉及到亚洲等更广泛的区域。
这就意味着,此时,对于美国来说,禁毒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需要国际合作的问题。
当前,中国在全球禁毒工作的执法、信息情报收集上,都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2019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的国家,整类列管的意思,是把芬太尼这类结构全部列入管制范围。这在全球管控中,是一个先行做法。
在这段时间里,中美双方的禁毒合作,促成了国与国之间对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的管制规范与协调,使得美国,同样成为受益者。
对此,美方曾多次表示感谢。
中美禁毒合作,只能帮助美方创造解决相关问题的外部条件。美国至今没有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美国自身制度与行政管理的漏洞,才是造成其毒情泛滥的根本原因。
回顾国际禁毒的历史,从115年前在上海举办的万国禁烟会议,到联合国禁毒公约,美国都参与其中。
今天,当美国转而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美国的逻辑,发生了转变。
美国内部治理机制的失效,导致其问题愈发复杂外溢,更加脱离控制范围,必须转向外部寻求合作与解决办法。
芬太尼问题反映的是美国治理机制的深层问题。
比如,国会两极化,无法推动立法解决问题。有不少有关打击芬太尼贩运的法案,在美国国会中都难以推进。有人形容,在美国当前制度下,治理芬太尼难度堪比控枪。
再比如,联邦政府与各州自治的分裂。当前,美国多州实行“合法化”,这反映了美国各州在管制的问题上又存在政策不协调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拜登政府眼前最迫切而又难解的一些困难。将芬太尼问题作为靶子,通过国际合作推动进展,也成为了拜登政府寻找转机的一条出路。
这反映出了美国当下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处境:
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很多问题靠自己无法解决。过去三年,在外交上已经印证,很多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美国已经无法凭借一己之力,一意孤行,随心所欲。
现在,甚至连国内系统性的问题也是这样,美国越来越需要寻求外部合作和帮助。
既然要合作就要以平等和尊重的姿态来开展,在这次的交流中,王小洪要求美方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切实解决中国留学生在美遭受无端滋扰盘查、中国驻美外交领事机构和人员安全、针对中国相关机构和人员的签证限制等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这是当前美国处理国内问题,需要正视的事实,也是美国对华关系,需要正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