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日本福岛县磐城市,一男子在某处海港钓鱼。图/美联社
作者自述,福岛核发生以来,他一直在研究有关福岛和受影响社区的情况,并密切关注日本官方的反应。他表示,早在201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开始建议东电考虑排海方案。据称,日本政府一度评估过其他选择,比如将核污水蒸发到大气层,或者将其注入地下深处。
“但是,许多专家和环保组织都抱怨说,一直以来日本政府持续忽视公众意见,而且一些不妨考虑的替代方案,也没有得到认真评估,如将核污水长期储存在更坚固的水箱中。”东电此前的说法是,福岛现有储存罐的容量即将耗尽。
日本政府在2021年4月作出核污水排海决定的前后,都组织了所谓的公开听证会,不过据作者介绍,“这些听证会似乎更多的是为了兜售排海的选项,而不是让公众获得发言权。”
在当年11月,东电发布其模拟的核污水所含放射性物质氚等的活度和扩散情况,称年辐射量最多为0.00031毫希,远低于普通人上限的1毫希。而当东电“欢迎”公众对此发表看法时,一些专家指出了令人寒毛直竖的“信息空白”,例如缺乏储存罐中剩余放射性元素的完整清单。更可悲、可恨的是,“没有证据表明,官方为解决其中一些问题而作出过努力。”
2018年有专家发现,70%储存罐中氚以外放射性物质的含量也高于法定限值。然而,“据信在东电看来,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足以迫使它对方案进行重新评估。 ”
8月24日,日本福岛县,航拍东京电力控股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图/视觉中国
作者指出,“让当地居民、民间社会团体、技术专家以及必要时让邻国参与决策才能取得显著成功。”比如1998年,比利时监管机构在选择低放射性废物长期存放地时,将决策权交给了广泛的公共和私人利益攸关方,2006年德塞尔市的提案获得批准,而经过多年研究和环境审批,许可证直到2023年才予以颁发。芬兰和瑞典也采用过类似的程序。
“对日本来说,福岛的核污水处理本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作者不无遗憾地表示,日本曾经不仅有望借此与上述案例相提并论,还可以树立一个以透明包容的方式解决核废料处理难题的“新全球典范”。恰恰与此相反,日本的决策仅由政府做出并宣布,然后政府再为这一决策极力辩护。
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确实可以声称自己创造了一个“先例”。正如中方多次指出的那样,将核产生的核污染水向大海排放,自人类和平利用核能以来,这种做法没有先例。
事实上,在福岛核电站问题上,东电公司和日本政府原本就存在严重的信任缺失。作者提到,2011年核灾难发生期间,他们隐瞒有关公共安全威胁的重要信息,甚至以“堆芯损伤”来粉饰堆芯熔毁的事实。“而如今,猜疑依然存在。”许多日本人已经习惯了官方在福岛问题上的含糊其辞和缺乏透明度,根本不再相信所谓的保证。
至于改弦更张,几无可能。“这个国家的和企业文化是出了名的繁复和迟缓,像这样的重大决定几乎不可能逆转。”作者提到。
文章最后称,只有真正独立的、国际性的和参与性的监测机制,伴随着最可能受影响的人的密切参与,才足以确保核污水安全和负责地被排放。如此,这个糟糕的先例才可能转变为一个全球赞赏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