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如何影响了《四世同堂》的写作

《四世同堂》是人民作家老舍的代表作，也是迄今为止以抗日为主题的最杰出的长篇。将叙事焦点放在北平的小羊圈胡同里，通过描写祁家和胡同里其他住户在八年抗战期间的经历，勾勒出抗日时期沦陷区北平人民的生活百态。一共描写了200多个人物，有卖国求荣的汉奸，有坚持抗战的侠士，有勇敢出走的青年，更多的是在沦陷区苦苦挣扎的平民百姓，抗战期间大的历史事件都通过平民的视角串联起来，也表现了日军在沦陷区的罪恶行径。

《四世同堂》（足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6月版

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学比较，《四世同堂》显得非常特殊。它实际上是一部“边打边写”的作品，《四世同堂》创作于抗战期间，而完成于抗战后，老舍本人也深入参与了抗日的宣传工作。因此，这本书不仅主题是抗日，同时还是在浓郁的抗战氛围下写作完成的，这影响到这本经典作品的方方面面。

《四世同堂》创作跨越了抗日前后的两个阶段：前两部《惶惑》与《偷生》写于1944年元月至1945年冬，即抗战末期；第三部《饥荒》写于1946年到1948年下半年，是抗战胜利后（其中第三部的最后十三段由英文节译本回译为中文）。空间上，前两部写于重庆，第三部写于美国。时间与空间的变化对于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抗战的胜利使得老舍能够超越的成败，重新审视，强调和平的价值。而身处美国，老舍能够避免置身于国共内战的斗争中。这些都使得前两部与第三部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略有差异。

最为明显的是对于态度的变化。第一部、第二部创作期间抗战尚未胜利，老舍的态度总体上仍然是同仇敌忾，基于爱国主义和动员的立场，对日本军行径进行揭露和批判。而在第三部中，老舍基于国际主义视野，流露出许多对于的反思，如他描写瑞宣见到邻居日本老太太为战场上死去的亲人死亡哀悼时，内心想到：“他知道他不应当替他的敌人伤心，他的敌人已杀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包括着他的父亲与弟弟。可是，他也知道，为死亡而难过，也不算什么过错；敌人也是人。”这种国际主义下的反战思想，在第一二部中亦有所体现，但在第三部中达到，尤其是赵武平回译本发现的《饥荒》结尾第三十六章，更是全书反思的总结，钱默吟“悔过书”的结尾写道：“我领略到的滋味，我反对。是你们发动的，所以我诅咒你们，直到你们放弃，关心和平，真心的拥护和平。”

《四世同堂》，赵武平/译补，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9月版

战前与战后的时间变化，以及身处美国，也影响到了老舍《四世同堂》的出版发表。《四世同堂》第一部连载于国民的《扫荡报》，抗战期间老舍曾说：“我是一个抗战派，只要是抗战的，发表在哪儿都一样”，抗战后却不能如此。第三部解放前就已写完，却迟到1950年才在上海《月刊》上连载。而在美国节译本中，第十节天佑太太“蒋委员长作大元帅吧”一句被删去，关于美国原的部分批评文字也被删去。

老舍

老舍的《四世同堂》有三分之二写于抗战时期，也就是背景发生的同一时期，这种“边打边写”的特殊背景也对的整体内容有着很大的影响。“边打边写”的特点是能够获取大量的一手信息和一手体验，因而对于时代有着更为敏锐和真切的把握。缺点在于大量的一手信息面前，可能会缺乏裁剪，而过于强烈的一手体验又会使得文章情感趋向过强。总而言之，与时代的切近一方面方便了写作，另一方面又可能由于过于切近而迷失其中。

《四世同堂》中很多情节源自当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如中提到日军在三光政策指导下，经常制造各种屠村事件，仅在西苑西北就屠了两三个村子。已有学者考证过，屠村事件，有着真实的史实依据。又如，中提到的牛教授遇刺附逆事件，几乎就是当时沸沸扬扬的周作人遇刺附逆事件的翻版。这些源自真实事件的情节固然丰富了的内容，营造了可贵的现场感，但另一方面，诸如牛教授遇刺的情节，指涉现实太过明显，与全文情节关联度并不大，也多少损伤了全书的叙事节奏。可以想象，周作人附逆事件对于曾经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的老舍触动极大，以至于不禁要在中对此加以书写，传达他强烈的个人情感态度。这是特殊的写作方式的特征，但艺术上未必成功。

电视剧《四世同堂》（2009）剧照

此外，抗战时代的整体氛围明显贯穿中，尤其是前两部创作期间，抗战还未结束，结局仍不确定，因而对于胜利的渴望从笔端自然流露，也就使得老舍尽管回归了熟悉的题材和创作（北平的日常生活），但仍然有意识地肩负着抗战宣传的作用。如中几位汉奸的结局，几乎都在抗战结束前就死于非命。对此可以有许多种解释，如当时确有许多汉奸像冠晓荷那样被日军践踏，或者说老舍受的影响，使得他无法接受一个恶人毫无报应的世界秩序。但抗战中老舍作为一个爱国作家的情感倾向也不可忽视，对于汉奸的憎恶、对胜利的渴望、结果的不确定使得他倾向于这种因缘果报的情节，这样恶有恶报也有助于鼓舞抗战军民的信心。孙洁在《世纪彷徨：老舍论》中总结，老舍情绪易受波动，易走极端，“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在抗战这样的大事件面前，老舍出于强烈的情感需求创作《四世同堂》，有时不免过头，不免极端，这也是很自然的。

如果我们罗列一下历史上伟大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许多举世公认的杰作往往并不写作于发生期间，大多都是在结束后的创作，有些甚至相隔很久，甚至作者本人未曾亲历。如《与和平》写于1863-1869年，卫国开始于1812年，全书横跨1805-1820年，但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并未亲历。《日瓦戈医生》完成于1956年，故事则是从1902年写起，“结局”写到1929年。这一现象看似奇怪，却也可以理解，“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置身其外能获得较远的视点，或许更能看到的幽深处，毕竟“诗人的作用不单是讲述已发事件，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一些预发事件”。文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叙事，因而真切的一手经验固然可贵，却并非必需，有时甚至会成为创作的掣肘。

但同时，正是由于抗战背景的引入，使得《四世同堂》不同于老舍任何一部著作，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厚重感，他对抗战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普通民众的刻画堪称经典，同时字里行间流露着强烈的情感。在这一点上，抗战无疑成就了《四世同堂》。鲁迅对老舍曾有批评，将老舍与当时文坛盛行“小品”文归于一丘。老舍此前大部分作品限于北平日常的书写，对于时代的介入有时确实不够直接。抗战的宏大背景中和了老舍一贯的“小市民气”。

电视剧《四世同堂》（1985）剧照

郜元宝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面对八年（或十四年）抗战，中国作家的亏欠主要并非当时没有‘文章入伍’，没有横槊赋诗，立时三刻写出‘苦难岁月的不朽之作’，而是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写出对得起那场的文学作品。”

谈及抗战文学，老舍的《四世同堂》当然是绕不过去的，从各个角度来看，《四世同堂》都应该是抗战文学的一座高峰。然而正如前文中分析的那样，由于“边打边写”的性质和老舍本人的写作风格，《四世同堂》是一部前后不够一贯的作品，也多少欠缺一些深刻——当然是同最伟大的文学比较而言。但《四世同堂》仍无愧为抗战文学的最高峰。

老舍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他的工作。只是文学史的进程再三阻隔了伟大的抗战文学的诞生。新中国初期本是很好地总结抗战历史的时机，然而种种原因使得这时期的抗战文学很难真正抵达历史的复杂与幽深。而十年代的文学又太快地消解了宏大叙事的意义，莫言的《红高粱》里抗日被抽象为岁月的能指，而实的《白鹿原》中，抗日只是白鹿原上沧桑历史的一个片段，历史循环寓言中的一环，白鹿原上的生活一仍其旧，就像那个百年孤独的小镇。进入新世纪，人们的阅读兴趣更下沉、更广泛、更碎片、更娱乐，再谈起抗战，谈资似乎更多地来自于颠覆三观的抗日神剧。抗日在宏大叙事上的意义，对于民族精神的重塑，那些真正激动人心的内容，却再也引不起当代作家和读者的兴趣。文学史仍然在等待一部对得起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