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代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重农抑商宋代商贾的社会地位究竟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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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是指经商的人，也就是做买卖的人。最早的商业活动来源于《易经·帝系篇》中的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商贾这个群体，最早源于商周时期，朝代更迭导致了周朝推翻了商的统治，而商的子民们，尤其是皇室，为了改善窘迫的生活，便开始贩卖自己的一些物品，换取生活所需，但当时的商人地位很低，一直受到严密监视，这便是商贾一词的来源。

春秋时期商人的地位得有所提高，被列为“四名之一”。

芝士回答，版领权必究，未经许化意可，不引得金转载

《左传》称“士农工贾，不败其业。”

到了秦朝时，商鞅变法，当时严厉打击商业，借此提高农业的地位，此后的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基本都是沿用“重农抑商”的政策。直到唐宋时期，经济繁荣，国家开放，商贾的地位才渐渐有所提高，商贾们也渐渐地活跃起来。但到了后来，商贾的地位再次受到打压，形成了“士农工商”的职业排名，商就排在最后。

古代的商贾，凡是成功者，无不奉行“诚信、耐劳、节俭、朴实、禁欲”的信条

我于度间已品，什单张商选亲。

。

如果说不追求利益，恐怕谁都不会相信。我们平时口中的奸商二字，确实将部分商贾准确地描述了出来，但也不是所有商贾尽皆如此。就如同哪个国家都有犯罪，商贾也一样。

是化好与及统光济再传素率包。

更何况古时的商贾，本就不受百姓尊重，再配上奸商这二字，更可谓是雪上加霜，让古代的商人们生意难做，甚至放弃老本行，从事其他行业。但同时，这也是那些老实本分的买卖人的一个契机，时代的进步如同一个筛子，留下了一部分，同时也筛去了一部分。

商人心中应该有杆秤

不只在宋代，不论哪个朝代提起商贾，不得不说起与他们关系紧密的工具——秤。根据历史记载，在我国古代的时候，通常都是用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制作杆秤。

虽然现在我们很少看见杆秤了，但它并未绝迹。曾经的秤杆，上面有十六颗星，每一个则表示一两的重量，以十六两为一斤。这也就是现在很多人为何老是说半斤八两？在古代，半斤就是和八两差不多。

古时候还有这么一句话：商贾欺人一两，则会失去福气；欺人二两，则后人永远不得‘俸禄’（做不了官）；欺人三两，则会折损‘阳寿’（短命），这便是杆秤福禄寿说法的来源！民间总是习惯把福星、禄星、寿星并称为三星，亦称三大吉星。

尽管这一习惯在后来因为社会的发展与改变，被改成了十颗星，但并不影响它的意义。秤要平，生意才能做的长久。商人若贪图眼前利益而违背良心，就如同饿了三天后，想一顿吃回这几天的量，显然不现实。

秤的平稳相当于商贾的信，信用之信。

重信则盛，奸宄（gui，三声）则衰

宋代商人的信，还要考虑到宋代当时的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百姓受了不少孔孟之道的耳濡目染，对于规矩和传统是十分在意的，商贾也不例外。

宋朝中期，在开封矾楼，开着一家小茶铺，因为整洁的铺面和茶具，使得生意异常红火。做生意肯定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或事，而这一天，就遇到了一桩。一个常来此喝茶的客人，由于走的匆忙，疏忽大意，把自己的钱包落在了店中。

当时这失主已经忘了将钱丢在哪了，可巧的是，几年后，恰逢一天他又在这里喝茶，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偶然提及丢钱一事。这不提便罢，刚一说起，店老板过来了，这一来不是为了斟茶，而是说出了令人诧异的事。

钱袋从店家当日捡到至今，一直保管着，等待失主。而后续的剧情则是我们常见的，数额两方核对无误，物归原主。此事被传得沸沸扬扬，从此顾客络绎不绝，门庭若市

这样的茶铺生意为何经久不衰？看到这里，相信大家也都了然。

有白就有黑，如同有光就有影

唐朝张说在《钱本草》中说道：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其药采无时，采之非理则伤神。若服之非理，则弱志伤神。切须忌之。

清人沈起风在《谐铎》卷七《鄙夫训世》中就塑造了一个奸商形象，说是白手起家外出做买卖的商贾，后来发达了，十分富有。归乡后，他讲述起了自己的致富经验：

第一，就是省。娶妻节省，婚礼从简；笙管笛箫等娱乐项目不去参与；而在吃方面则更要省一些，大鱼大肉是不会去碰的；甚至衣着方面，都可以不穿布衣，以叶遮体，穿着草鞋照样快活。邻里们听了，虽然有人觉得不能理解，但大多数被他这番理论，带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这样就能成富翁？

第二，就是奸。仅仅靠省是不能发财的，还需这第二点配合，这第二点中的奸，就是再舍弃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仁、义、礼、智、信，此言一出，众人哗然。

仁，首当舍弃，行善仗义，慷慨疏财，落得一时美名。而他则干脆抛弃了底线，不仅从不施舍，还要偷抢一些回来。有便宜必须要占，才能逐渐积累财富。至于我们崇敬的一诺千金，更是毫无好处，不如嘴上巧言相骗，心里清楚不能吃亏。

简言之，舍弃脸面，扔掉廉耻，为人奸诈。长此下来，下一个富翁很容易诞生。众位听者，无不摇头叹息。

宋朝商贾地位本就卑微，信誉显得尤为重要

在宋代，你可以说你是当兵的，可以说是做官的，也可以说你是种田的。但倘若你说自己是个行商之人，则马上会被划为下流人士，集市间的小混混和你地位可谓比肩。商贾地位由此可知有多卑微，而关键的是，这种想法已深植百姓心中。

商人的地位，还可以从这件事体现。宋末一位官员犯了错，皇帝大怒，要加以严惩。而这严惩，是你我都想不到的，那就是罚他去市集开一家店铺。邻里们今天来买扫帚，明天来买铜镜，对这犯错的官，更是百般耻笑羞辱。

就连经济繁荣、国风开放的唐朝亦是如此，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特别发布命令，禁止五品以上的官员从市上经过。

宋代初年，基本沿袭了历朝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明令禁止商贾参加科举考试。

《宋史·选举志》中记载：“凡命士应举，谓之锁厅试。所属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既集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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