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卡尔·范·韦克滕为马蒂斯拍摄的照片;右:1903年的安德烈·德兰
“对我而言,颜色就是一种力量。我的画作由四五种颜色组成,它们相互冲突,富有表现力。绿色,并不意味着草地;蓝色,也不意味着天空。”——亨利·马蒂斯
1904年,马蒂斯在圣特罗佩拜访艺术家保罗·西涅克 (Paul Signac) 时感受到地中海充满活力的光线。第二年夏天,他与家人来到风景如画的科利乌尔渔村。在波光粼粼的海水、中世纪的城墙和雄伟的山脉中,马蒂斯体验了色彩和光线。他放弃了描述性的色彩,寻找直接传达自身感受的方法。
马蒂斯,《“奢侈、平静和快乐”习作》,1904
1905年7月上旬,德兰应马蒂斯之邀,前往科利乌尔,满怀热情地投入创作。到了8月,他带着近30幅完成的画作回到了巴黎。这些作品描绘的几乎都是港口景观,红、绿、黄、蓝在他的画面中随处可见,笔触既稀疏又沉重。
德兰,《科利乌尔的船只》,1905
德兰,《科利乌尔的渔船》,1905
从一片片未调和的色彩到几乎不带描述性的破碎笔触,德兰走上了一条新的艺术道路——审视色彩释放的光。在与马蒂斯日常的交流和鼓舞下,德兰“光芒四射”的调色板以一种新的视觉语言重新定义了色彩。谁能料到,在一个宁静的渔村、一次偶然的合作,最终为被称为“野兽派”的重要流派铺平了道路。
马蒂斯和德兰在科利乌尔的艺术探索,缘何引起了如此大的轰动?
马蒂斯,《科利乌尔的风景》1905年夏
聚焦1905年夏天,野兽派的诞生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色彩眩晕:马蒂斯、德兰和野兽派的起源”着眼于1905年,那个改变命运的夏天。展览由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休斯顿美术博物馆联合举办,通过两馆馆藏,以及来自巴黎蓬皮杜中心、苏格兰国家美术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一些私人收藏品共65件,探讨马蒂斯和德兰的绘画、素描和水彩作品。
德兰,《马蒂斯和妻子在科利乌尔》,1905年夏
“这场展览不仅体现了马蒂斯和德兰的变革性合作,还以高度集中且引人入胜的视角展示了他们开创性的艺术实践。”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马克斯·霍莱因 (Marina Kellen) 说道,“ 其非凡之处在于,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实验性的,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他们的创作过程,并回顾一个与几代艺术家和观众产生强烈共鸣的独特时刻。”
马蒂斯,《科利乌尔打开的窗户》,1905
这些作品让色彩拥有了自己的角色,笔触从混合变成了块状的标记。最终,科利乌尔的实验与其说是一种绘画语言的再造,不如说是一种色彩的解放重组——这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主义的重要一步。
马蒂斯,《风景》,1906
在孕育野兽派的过程中,马蒂斯的妻子阿梅莉·马蒂斯(Amélie Matisse)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这个鲜有艺术家的小渔村,不存在所谓的“模特”。阿梅莉则不知疲倦地为她的丈夫和德兰做模特。她经常在安静的海滩或树林中摆姿势,她穿着蓝白相间的长袍被油画、水彩、钢笔再三描绘。
德兰,《马蒂斯夫人(穿着和服的女子)》,1905
马蒂斯,《马蒂斯夫人和扇子》,1906
由于在科利乌尔,人体写生是闻所未闻的,所以阿梅莉会在清晨为丈夫坐下。“我每天清晨六点和我的妻子去山上的树林,她静静地为我做模特;我们去了十几次,从未受到打扰。”马蒂斯说。
马蒂斯,《树林里的裸体》,1906
马蒂斯,《水边的女子》,1905年夏
他们的朋友、住在附近村庄埃尔讷 (Elne) 的艺术家艾蒂安·特鲁斯 (Etienne Terrus) 也常充当模特。尽管马蒂斯和德兰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作画,但也在工作室里创作了几幅出色的肖像画。1905年夏天,最引人注目的肖像画是马蒂斯和德兰为彼此所作的肖像。这些作品呈现了他们在笔触和色彩方面的众多实验,也是他们彼此成就的见证,这些肖像更多关乎绘画和笔触的自主性,而不是自然主义。
德兰,《马蒂斯》,1905
马蒂斯,《德兰》,1905
德兰,《马蒂斯》,1905
德兰,《画家艾蒂安·特鲁斯肖像》,1905
在那个夏天,马蒂斯既用油画,又用水彩或墨水笔作画。他坦言不愿着手宏伟的布面绘画,而更愿意在科利乌尔收集素材,以供回巴黎后创作。由于水彩材料便于携带,方便从海滩到山坡的折返,马蒂斯创作了多达四十幅水彩画,这些作品大多被私人收藏。与在科利乌尔其他作品更大胆的实验不同,这些水彩画是精致的、主题平和而宁静。然而,在媒介的简单运用中,纸张的白色暗示了环境的光。
马蒂斯,《科利乌尔港》,1905
马蒂斯,《村庄》,1905
马蒂斯在科利乌尔还创作了近百幅素描草图。 他通常用钢笔墨水创作,有时也用蜡笔。 他对港口的研究是在他俯瞰阿瓦尔港(Port d'Avall)的工作室中进行的。据说,他的素描非常准确,当地渔民可以从中分辨出作画的时间(有时甚至可以确定绘图的精确时间)。这些墨水素描处理简洁,却提供了如捕捞沙丁鱼和鳀鱼等海上生活的精彩插图。
马蒂斯,《港口景色》,1905
静物在1905年夏天似乎被忽视。德兰他更喜欢在科利乌尔港发现更纯粹的色彩。马蒂斯则有留下当地新鲜农产品的作品。但马蒂斯和他的家人在这个地中海村庄度过了多个夏天和一个冬天,这些静物的创作时间可能是1905年之后的夏天,但这些静物画提供了另一个研究野兽派色彩和形式的平台。
马蒂斯,《静物》,约1905
马蒂斯将在科利乌尔绘画和素描视为他实践的素材,也直接影响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最重要的早期作品的诞生。在大都会展览的尾声,一组作品展示了科利乌尔夏季的实验是如何在1906年跟随马蒂斯回到巴黎、跟随德兰回到伦敦。
马蒂斯,《科利乌尔景观》,1907
野兽派色彩出现在德兰1906年创作的伦敦议会大厦中。马蒂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多次回到科利乌尔,尽管他的注意力慢慢从前一年的抽象主义转向了更具装饰性的风格,但他从未失去将瞬间的感觉转化为令人陶醉形象的动力。德兰尽管偶尔会去法国南部画画,但再也没有回到科利乌尔。
德兰,《威斯敏斯特宫》,1906-1907
一次色彩实验,看野兽派的兴起与衰落
“我对颜色的选择不依赖于任何科学理论。” 马蒂斯解释道,“它基于观察、感觉、每种体验的本质。” 在马蒂斯的影响下,德兰直接用颜料管中挤出的颜色作画,并使用意想不到的、非自然主义的颜色。在其1906年作品《埃斯塔克的转弯口》(The Turning Road, L'Estaque)可以看到树木可以是饱和的黄色,田野可以是深蓝色和红色。“我们总是沉醉于色彩。” 德兰说。
德兰,《埃斯塔克的转弯口》,1906
目前正在瑞士巴塞尔艺术博物馆举行的“马蒂斯、德兰和朋友们——巴黎先锋派1904-1908”以约160件作品,探讨了野兽派的色彩实验。
受到自己在朱里安学院的老师、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莫罗影响,马蒂斯认为所有的艺术都应该以艺术家的自我表达和情感冲动为指导。到了1904年,修拉的点彩画、高更的色彩、梵高和塞尚的笔触启发马蒂斯在作品中拒绝精确的形象。那年他画了在后印象派画风中最重要的作品《奢华、宁静和享受》。1905年夏天,马蒂斯开始将他的绘画在形式主义、色彩和表现力方面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马蒂斯,《戴帽子的女子》,1905
1905年秋季,马蒂斯和德兰回到巴黎,与一群现在称为“野兽派”的画家一起在秋季沙龙中的一个房间举办展览。当时沙龙副主任兼画家乔治·德斯瓦列雷斯(GeorgeDesvallières)在居斯塔夫·莫罗的工作室共同学习期间遇到了其中一些艺术家,并决定将他们的一些作品集中在沙龙的展厅,以放大其的破坏性影响。
“马蒂斯、德兰和朋友们——巴黎先锋派1904–1908”展览现场
第一个使用“野兽派”这个词,或者至少是传播它并使之出名的是艺术评论家路易斯·沃塞勒 (Louis Vauxcelles) ,由于颜色的“狂野”表现力,加上纯色调应用,他将这个房间定义为“牢笼里的野兽”。事实上,1905年的巴黎秋季沙龙的这间展厅中还有一尊传统雕像,而面对环绕着鲜艳而粗暴色彩的绘画时,沃塞勒惊呼道:“看!多纳泰罗被野兽包围了(Donatello parmi les fauves)!”。
“马蒂斯、德兰和朋友们——巴黎先锋派1904–1908”展览现场
这个评论出现在1905年10月17日出版报纸上,由此“野兽派”演变为大众用语。对于“野兽派”的首次亮相,伴有许多尖锐的批评,如诗人、艺术评论家卡米尔·莫克莱(Camille Mauclair)说:“颜料甩到了公众的脸上”。
德兰,《穿衬衫的女子》,1905
马蒂斯和德兰被认为是野兽派的引领者,象征主义画家居斯塔夫·莫罗则被认为是野兽派的精神导师与启发人:他鼓励他的学生们跳出传统的形式并跟随自己的眼睛。
在1904年至1908年的短暂时期内,“野兽派”在巴黎艺术界树立了标杆,其影响力一直持续。乔治·布拉克 (Georges Braque)、拉乌尔·杜菲 (Raoul Dufy) 和凡·东根 (Kees van Dongen) 等人后来也加入了这一运动。
在野兽派绘画中,“人们几乎可以看到艺术家在画布上涂抹颜料,笔触则表现出充满活力的触觉品质。”巴塞尔艺术博物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就主题而言,艺术家证明了他们的多才多艺。他们的主题从港口、街景到家庭照片,从夜间狂欢到消费文化。”野兽派也预示着城市中大众文化的崛起。
阿尔贝·马尔凯,《特鲁维尔的海报》,1906
巴塞尔的展览还突出这场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却很少得到承认”的女性,埃米莉·查米(Émilie Charmy)就是其中之一,她拒绝了女性通常会倾向于的教学工作,选择通过艺术养活自己,她以迷人而暧昧的自画像和女性人体作品而闻名。
埃米莉·查米为Berthe Weill画的肖像
但对于包括马蒂斯和德兰在内的许多艺术家而言,“野兽派”只是一个过渡阶段。1905年巴黎秋季沙龙之后的第三年,野兽派几乎已消失无踪。“马蒂斯、德兰和朋友们”的策展人之一,巴塞尔艺术博物馆的助理馆长阿瑟·芬克 (Arthur Fink)认为,有几个因素导致了“野兽派运动”并没有持续——一方面,该团体对马蒂斯自称“野兽之王”持批评态度,加之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让公众对该团体的作品越来越不赞成。“但最重要的是,1907年,毕加索完成了他的里程碑式画作《阿维尼翁少女》——立体主义由此诞生。”
德兰,《舞蹈》,1906年
此后,马蒂斯继续自己的探索,他最著名的或许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剪纸作品,而德兰则在1910年后对古代的作品着迷,从而引领了古典主义绘画的新复兴。尽管如此,野兽派对后来的现代艺术影响深远,康定斯基、德勒斯登等受了野兽派一定程度的熏陶。
“马蒂斯、德兰和朋友们——巴黎先锋派1904–1908”展览现场
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色彩眩晕:马蒂斯、德兰和野兽派的起源”将持续至2024年1月21日,2024年2月25日至5月27日将在休斯顿美术博物馆展出;瑞士巴塞尔艺术博物馆“马蒂斯、德兰和朋友们——巴黎先锋派1904–1908”将持续至2024年1月21日。本文编译自大都会和巴塞尔展览官方网站,以及《史密森尼》杂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