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春”开始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发生在加沙的屠杀还在继续。

当地时间2月29日，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救援物资领取点，大量巴勒斯坦人正在等待领取面粉。已经持续5个多月了，很多人家里早就没了口粮。在以色列严厉的封锁下，这是他们能够得到的为数不多的救济。

然而正当大家盼望着领到粮食带回家，让家人吃一顿饱饭时，飞来了。

最终，这场救济变成了一场“面粉大屠杀”，死亡112人，伤者760人。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的2月29日事发地航拍画面

这场“残忍得令人发指”（半岛电视台语）的大屠杀，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紧接着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就枪击事件召开紧急会议，然而美国又以“一己之力”阻止了一项谴责以色列的安理会声明。

回望此次巴以冲突以来美国的所作所为，恐怕真相比我们知道的要残酷很多。在“面粉大屠杀”的四天前，一个叫亚伦·布什纳尔（Aaron Bushnell）的25岁美国青年，帮我们揭开了这罪恶的面纱。作为一名现役，亚伦以自焚这种悲壮的形式，向美国的军事帝国主义秩序发出了最终极的抗议。

他走向牺牲的过程，以直播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传播。因为他应当知道，如果不用这种方式，他所抗议的那个暴力机器，将会确保没有人会知晓他的名字。他将会像2023年12月1日，在亚特兰大以色列驻美领馆前点燃自己的那位身披巴勒斯坦国旗的27岁“无名女性”一样，像30多年前，抗议美军入侵伊拉克而选择自焚牺牲的格里高利·李维（Gregory Levey），雷蒙德·穆勒斯（Raymond Moules）、越战老兵提摩西·布朗（Timothy T. Brown），像2006年前抗议美国再次入侵伊拉克而自焚牺牲的马拉奇·李彻（Malachi Ritscher）等等一样，被那个打着自由旗号，但却以暴力横行世界的利维坦吞噬。

在走向牺牲之前，亚伦向镜头前的世界解释了他这样做的理由。他说：“与饱受殖民者摧残的巴勒斯坦人民相比，我所将要做的行动毫不极端。是我们的统治阶级将这一切极端的苦难变成了常态。”为了“不再做种族灭绝的共谋”，为了“解放巴勒斯坦”，亚伦选择了放弃生命，选择了用一个人的牺牲对抗一个霸权帝国对一个弱小民族的种族灭绝。

美国民众为亚伦·布什纳尔举行纪念活动（路透社）

在亚伦身上的火熄灭后，美国统治阶级的宣传武器很快启动，将他刻画成了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一个虽然在工作但却即将脱离的反战分子，一个同情乔治·弗洛伊德的反建制派，一个抛弃家庭的人，一个在短短几年里从宗教极端主义跳到无政府主义极端的疯子，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一个连朋友们都摸不透他的怪胎，一个有着社会主义倾向的异端。

然而，就在这个帝国霸权机器全力将亚伦与他的精神放逐旷野的那一刻起，这个以自由为名的霸权机器，便将自己变成了自己过去理想的敌人。霸权，就在世界的眼前，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军事暴力与国际机构是美国赖以支撑其“规则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两个重要支柱。这个结构的逻辑起点是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认识。对国际关系学者而言，这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状态，概括了西方主流思想中对无政府状态的基本认识。

由于缺少统一的、具有强制能力的主权者的裁判，人人都将会受到自身欲望的驱动，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尽可能多地满足自身利益，甚至不惜夺走他人的生命。毫无疑问，这种自然状态威胁到了人们求生的基本需求。因此，在求生的驱动下，人们自愿交出自己一部分自然权利，并将其托付给一个抽象的主权者。

这个掌握了暴力的裁判，一个近似于全能者的强大怪兽，于是也就成了霍布斯笔下的国家，一种能够调和争端、拦阻外部威胁、保障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要的恶”。虽然霍布斯自己也承认，人类历史中可能从未出现过他构想的这种纯粹的“自然状态”，但是，对当时国内权力归属仍然极其不确定、处于内战状态下，且不断受到外部强力威胁的英国而言，这种对混乱自然状态的恐慌是极为真切的现实。

这种对“自然状态”的恐慌，也为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提供了论证前提。在霍布斯看来，自由的人们也正是在这种求生的欲望驱动下，自愿服从一个强大的、近乎于神的、高高在上的主权者。这是霍布斯式的社会契约。

今天，美国全球霸权的理论家们更乐意将霍布斯划归为一个“现实主义”的鼻祖。在这个脉络中，人们不需要费力去讨论道德问题，强力是决定一切秩序的根本。美国之所以能够称为世界的霸主，是因为美国有能力、美国可以、且美国有意愿。

然而，这种“现实主义”仅仅从霸权者的角度出发，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可以称霸，却并没回答美国为什么有权利称霸世界。

这也是一批后来被称为自由国际主义者的美国精英格外关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就是：美国作为山巅之城，作为推动人类走向自由的灯塔，代表了人类道德的最高理想。美国不但有能力，更重要的是美国有责任去领导世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美国作为灯塔、作为山巅之城的道德幻想，成为许多人认同美国全球秩序规则的重要文化基础。

2023年10月18日，美国拜登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受到以色列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迎接（美联社）

然而，在这个美丽的道德叙述面前，却是一个个血淋淋的现实。这个自由的、光明的、善意的山巅之城，建立在裸的暴力基础上，建立在一次次干涉基础上，建立在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基础上，建立在奴隶制、种族隔离、阶级剥削基础上，建立在那一切让亚伦·布什纳尔无法接纳的罪恶之上。现在，这个名单上又多加上了一个“种族灭绝”。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美国可以用人道主义干涉来为波黑开脱、用“有限度的报复”为伊拉克开脱、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为阿富汗开脱的话。那么这一次，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裸的种族灭绝前无动于衷，甚至继续调动自己的暴力机器，持续为以色列的殖民者们提供武器这个事实面前，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道德基础便彻底崩塌了。

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提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的王霸之辩，开启了中国哲学传统中对国家兴衰、长治久安问题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孟子所说的“王”，具有道德哲学层面的普遍性，而由此带来的领导权，建立在被领导者“心悦而诚服”的自由集合基础上。

从内涵上来看，如果不考虑对道德操守的要求，那么“王”及其所建立起来的共同体，便类似于希罗多德笔下的“领导权”。而与之相对，通过“霸”这种强力建立起的“大国”，则更像是古希腊人眼中的“威权”。而威权治下的共同体，则难以长治久安。

这一点，在荀子对秦治的分析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荀子认为，秦国虽然凭借武功，建立起了广大的疆土，其国力也大大超过前代。但是，由于秦无法真正以“信”服众，“隆礼尊贤”，因此始终需要担心来自各方诸侯的联合反叛。

相比古希腊史学家们的讨论，荀子更将国家兴衰的逻辑加入了对王霸问题的阐述中。荀子认为，无论是“隆礼尊贤”的王道，还是“重法爱民”的霸道，都能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好利多诈”，则会直接导致这个国家的最终灭亡。

一个没有了道德的全球霸权，剩下的只有裸的暴力。而一个不义的暴君，一个放纵无度的僭主，必将在历史的进程中迅速衰落。亚伦的火，点燃的是一个霸权终结时代，他宣告了一个美国之春的开始，在这个历史中，人类必将通往一个没有霸权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