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沉默震耳欲聋》新书分享会现场
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与许寿裳结下深厚友谊,从此两人半生一起走,生活思想相互力挺;鲁迅加入《新青年》,整日被陈独秀催稿,终促成《狂人日记》的诞生;鲁迅与刘半农共事,旁人说刘的文浅,鲁迅却赞誉半农“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还有李大钊、蔡元培、钱玄同、胡适……他们不再是课本上枯燥的知识点,而是生在100年前鲜活的们。
他不是一个人在呐喊
作者张守涛是中国作协会员,也是大学讲师,他发表过很多有关鲁迅的文章和专业论文并长期在高校开设“鲁迅经典作品鉴赏”课程。在不断地分析和学习鲁迅的过程中,张守涛觉得鲁迅有非常多面向,借用网友对鲁迅的概括,鲁迅的标签包括但不限于文学、情话大王、宠娃狂魔、穿搭达人、编辑、封面设计师、中国新兴版画之父、废话文学开拓者、段子手、互联网“嘴替”、“亚洲怼王”……
事实上,鲁迅也并非如传说中那样,说出那句振聋发聩的“学医救不了中国人”后就开始义无反顾地抗争的,他也沉默过、消沉过。在鲁迅供职于北洋政府期间,因刚正不阿而郁郁不得志,每天只能绝望地抄写碑文,回忆这一时期他说:“寂寞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
老友钱玄同拜访他时,随手翻着散落在石桌上的古碑抄本问,“你抄这些有什么用?”鲁迅说:“没什么用。”“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什么意思”。说到这,钱玄同不无惋惜地劝说他,“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后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沉默的灵魂遇见了沉默的灵魂,希望也在绝望中迸发出来。
诚然鲁迅也确实有很多论敌,但正如鲁迅所言,鲁迅的论战大部分都出于公仇而非私仇,对事不对人,骂的不是个人而是背后代表的现象。他曾言:“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在那个沉默年代,他不仅是在一个人呐喊,同时对朋友的关心尤其是对青年朋友都是尽力而为、真诚无私。曾不遗余力地帮年轻作家指导写作改稿投稿,如众所周知的萧军、萧红都是鲁迅亲自引领到文坛上的。所以,鲁迅还是有很多朋友的,也赢得了他一些论敌的尊重,就连胡适在鲁迅去世后也愿意帮鲁迅说好话、帮他出版文集。
《我的沉默震耳欲聋》书封
“觉醒年代”的群星
张守涛分享道:“《觉醒年代》很好看,有思想,有情怀,有意义,但是它里面很多细节都是假的,比如鲁迅趴着写《狂人日记》这样的细节。而且《觉醒年代》的主人公不是鲁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应该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角,是《觉醒年代》核心人物。于是我接受出版社的邀请,决定以鲁迅作为中心发散,写鲁迅和他的朋友圈。”
张守涛认为,鲁迅一生中能打动人的友情故事很多。
如鲁迅与李大钊的战友之情,鲁迅与李大钊在《新青年》时期并肩战斗,在李大钊去世后鲁迅非常关心李大钊文集的出版,还为文集作序。
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谈过对李大钊的印象:“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可见,鲁迅对李大钊的第一印象非常良好也非常深刻。
而李大钊也曾心有灵犀地对人说:“鲁迅先生是我们《新青年》中最谦虚、最热忱的成员。他非常爱护青年,又最顾全大局。我们见面虽不多,但他和我却很能‘默契’。他善于‘忘我’,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战友。”
书中也写及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之情,鲁迅一直非常关心注重提携弟弟周作人,虽二人也生过嫌隙,他临终前还在阅读周作人著作;再如他和许寿裳的终生情谊,两人“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当然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与蔡元培的友情,尤其是蔡元培对鲁迅的关心,可以说蔡元培一直是鲁迅生活上的恩人,邀请鲁迅在教育部、北大任职,又聘请鲁迅担任特约撰述员。鲁迅虽然认为他和蔡元培“气味不相投”,但总体上也尊敬、感谢蔡元培。而蔡元培在民国时期对诸多人才都不遗余力地关怀,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包括对西南联大的诸多教授都有培养之功,这在岳南的《南渡北归》里也有不少体现。
如张守涛在本书序言中所言:“除了鲁迅,‘觉醒年代’的很多知识分子同样值得我们了解、致敬。本书便以鲁迅为中心,以鲁迅与‘觉醒年代’知识分子的交往为主线,还原他们的本色人生和当时的真实历史。本书致力于呈现真实的‘觉醒年代’,补充《觉醒年代》主人公后来的命运。让鲁迅回归鲁迅,也让那个群星璀璨的‘觉醒年代’重现。如鲁迅所言:‘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我们应该让‘觉醒年代’那些仁人志士永远埋在活人的心中。”